【煮酒論史篇】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二） 作者錢穆

四、唐代兵役制度

唐以前，中國兵役制度，遍及全民眾，可說是一種兵農合一制。依照現代人講法，這是一種社會經濟與國防武裝的緊密聯系。唐代兵役制度改變了，可說是另一種的兵農合一制。我們不妨說：兵農合一可有兩種方式：一是漢代的方式，一是唐代的方式。漢代的兵農合一，是寓兵於農，亦即是全農皆兵，把國防武裝寄托於農民的生產集團，生產集團同時即是武裝集團。唐代的兵農合一，則是寓農於兵，在武裝集團裏寄托生產，不是在生產集團裏寄托武裝。所以只能說是全兵皆農，而並非全農皆兵。把武裝集團同時變成生產集團，每個軍人都要他種田，卻並不是要每個種田人都當兵。這一制度，從北周蘇綽創始，唐代人不過踵其成規。從歷史上講來，唐制似乎又要比漢制好一些。因為中國國家大，戶口多，不需要全農皆兵。全農皆兵，反而變成有名無實，訓練不精。只要全兵皆農，不是軍人坐食餉糧，安逸無事，就夠了。這種全兵皆農制，在當時稱之為府兵。

為何叫府兵呢？上面講過，當時的地方政府分兩級，下一級是縣，上一級是州，這都是管地方行政的。府兵之府，是在地方那個行政區域州縣之外的另一種軍事區域的名稱。府是指的軍隊屯紮地。譬如在台北市，台北縣這一地區裏，另劃一個軍事區域，這區域就稱為府。唐代都稱之為折沖府，折沖府共分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這些軍人又是怎樣來歷呢？當時戶口本分九等，這都是根據各家財富產業而定。我們只由此一節，也便想見當時的政治規模，還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你想在一千多年前，全國戶口就調查得很清楚，而且還要根據各家經濟情況分成九個等第，那是何等細密的用意！據當時法令，下三等民戶，是沒有當兵資格的，只在上等中等之中，自己願意當兵的，由政府挑選出來，給他正式當兵。當兵人家的租庸調都豁免了。這是國家對他們的優待。此外則更無餉給，一切隨身武裝，也許軍人自辦。這樣的人家集合上一千二百家，便成一個府，府就等於現在的軍區。若果某地是軍事要地，便在那地方設立一個府。募招上中等人家壯丁籍為府兵。這種府的數目，有時多，有時少。大概唐代全國共有六百個到八百個府。若假定這八百個府都是中府的話，那唐代全國便有八十萬軍隊，大概最少也有四十萬。而這四十萬乃至八十萬的軍隊，並不要國家一文錢，一粒米來給養，因為他們自己有田有地。他們一面保衛國家，一面還自立生產。這八百個府的三分之一（將近三百個），分配在中央政府附近，即唐代人之所謂關內，即山西函谷關以西長安四圍之附近地區。其余三分之二，四百到六百個府，便分布在全國，而山西和其他邊疆又比較多一些。其他地區又少一些，有一州只有一府的，或一州並無一府的。府兵也是到了二十歲才開始服役，每個府兵須到中央首都宿衛一年。此外都在本府，耕田為生，而於農隙操練。當宿衛的，叫做上番，番是更番之意，商販則正如漢人所謂踐更。只漢人踐更，是在地方服役，唐人上番，則向中央服役而已。府地距離中央五百裏的，宿衛一次得五番，一千裏的七番，一千五百裏者八番，二千裏十番，二千裏以外十二番。照番數計算，五百裏者往返兩次，適抵二千裏者往返一次。一千五百裏者往返三次，適抵二千裏以外者往返兩次。計番數，可以輪番到中央，上宿平均勞逸。若遇國家有事，則全國各府均可抽調，並不與宿衛番數相幹。這是說的兵隊。至於軍官呢？在中央直轄有十六個衛，每個衛，都有一個名稱，各衛的都設有大將軍。有事打仗，就由大將軍統領出征。待戰事結束，兵歸於府，將歸於衛。軍隊回到本鄉，在他府裏有一個折沖都尉，是主平時訓練的。所以唐代養兵，既不花一文錢，不費一粒米，而養將，也不使預問政事。除卻戰事外，也並不統帶軍隊。武官立功，以勛名獎勵。文官份品級，武官份勛階。故武官又稱勛官，勛官有爵號無實職。立功以後，最高的在朝做大將軍，多數還是回家種田。然而他獲有勛爵，國家社會對他自有某種優待。有時是經濟的，有時是名譽的。《木蘭詞》所謂策勛十二轉，勛位也是一級一級升上的，這不是升官，而是升勛。武官有勛無職，因此並不幹預政治，而自有其尊榮。唐代就根據這個府兵制度來統治全國，同時向外發展，變成當時全世界第一個強大的國家。

但後來府兵制度也失敗了，怎樣失敗的呢？這也不是當時人不要此制度，而實由於人事之逐步頹廢，而終至於不可收拾。第一，各地府兵都要到政府輪值宿衛，這些當宿衛的府兵，論其家庭經濟，都是很殷實的，平素的生活也都過得好，這因窮苦家庭的子弟根本不準當兵的。在唐太宗時，這種士兵到中央宿衛，皇帝自己也時同他們在宮廷習射。政府看得起他們，他們也就自覺光榮。後來天下太平，每常幾萬人輪番到中央，沒有事情做。皇帝當然也不再注意到他們了，於是今天某大臣要蓋花園，明天某親貴要造宅第，都向軍隊商量，借多少人手去幫忙。士兵變成了苦工，受人賤視。下次遇到上番值宿，便多逃亡規避。第二，在唐初，府兵出外打仗陣亡，軍隊立刻把名冊呈報中央，中央政府也馬上會下命令給地方，立刻由地方政府派人到死難士兵家裏去慰問，送他勛爵，給他賞恤。陣亡軍人的棺木還沒運回，而政府一應撫恤褒獎工作都已辦妥了。這等事關系極大，尤其在軍隊的精神上，有說不盡的鼓勵。我們看現代西方國家，也在這樣做。但中國唐代，早就這樣做了。到後來，軍隊和政府，還是犯了一個松懈病，疏慢病。軍隊士卒死亡，不一定即速呈報到中央，中央又不一定分頭轉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不一定特為此事到他家裏，戰事也結束了，軍隊也復員了，但死者家屬，還不見政府派來人。死的似乎白死了，人心便這樣地漸漸失去了。此外已經有了相當勛位的軍人，正因為勛位僅僅是一種榮譽，並不與實職官員一般，換言之，他還是一個兵。而於是政府要員，有時還要派他去服力役，給差喚。因此勛位在身，不為榮而轉為辱。倘使別人稱呼你勛位如中尉、上校之類，已不是一種尊敬，而成了一種譏諷了。武官的勛名被人看不起，軍人的地位也就墮落了。後來愈趨愈壞，政府刻意開邊，開邊需要防戍邊疆的軍隊。本來府兵打完仗就復員，現在變成沒有復員了，要你長期戍邊。最初去戍邊的，還可交替輪番，後來後方不上緊，第二批新的不送出去，第一批舊的要想復員也復不成。於是兩年三年地繼續，而這些兵本都是殷實之家的子弟，他們的衣服、馬匹、兵器，都是自己置備制造隨身攜帶去的。因為他們田地不要租，又不要向國家當差服役，所以有力量自備武裝，長短肥瘦當然稱身，刀槍輕重，也能配合他的體力，馬的性格也懂得，他的生命要靠這些的，前途立功，也要靠這些，所以一切衣甲、兵器、馬匹都很好，很講究，很精良，這也是府兵之不可及處。而且那些府兵，仍恐國家薪餉不夠用，隨身還要帶點零用錢。唐代用絹作幣，大家攜帶絹匹，到了邊疆，邊疆的營官說：你們的絹匹該交給我，存放在儲藏室，待需要時再領取。於是故意叫士兵們作苦工，一天做八點鐘的，要他們做十點鐘，吃睡都不好，處處折磨他，希望他死了，可以把他存放的財物沒收。這許多事，正史所不載，要在許多零碎文件中，才可看出。然而正因為這許多事，唐代的府兵制度就垮了台。即如杜工部詩：“一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裏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這就是說軍隊沒有復員，沒有休息了。於是府兵怕到邊疆，在本府先自逃亡。出外不返的，也都家破田荒，沒有後代了。後方兵員枯竭，政府有錢有勢，不在乎，臨時買外國人當兵。邊疆上逐漸都變成外國兵。安祿山、史思明，看他們名字是中國式的，而且是中國邊疆大吏，寄付與國防重任的，實際上就都是外國人。打平安史之亂的李光弼，與郭子儀齊名，其實李光弼也就是外國人。這是唐代一個特殊現象。這因唐代武功太大，四圍都成中國的下屬，唐太宗已被稱為天可汗，這如稱皇帝的皇帝，唐代實在太富太強了，他們忽忘了民族界線，他們不懂害怕外國人，不懂提防外國人，大量使用外國人當兵作將，結果才弄得不可收拾。於是唐代的府兵一變而成為藩鎮，軍閥割據，胡族臨制。那真是驚天動地的大變遷，那何嘗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的變動呢？所以我們要研究政治制度，也該放大眼光，不要單就制度來看制度才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