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論史篇】 論諸葛亮的法家思想
[ 作者：王彥俊 左峰 | 轉貼自：武侯祠 | 點擊數：269 | 更新時間：2004-11-27 | 文章錄入：眼鏡 ]
“暉暉若長庚，孤出照一方”。諸葛亮是我國歷史上傑出的法家政治家、軍事家。他一生法家思想的偉大實踐，成果輝煌，為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也為後人樹立了光輝典範。本文試圖從他法家思想的形成、後人罩在他身上非法家思想的畫紗和他法家思想的偉大實踐等方面提出討論，求教方家指正。
一、諸葛亮法家思想的形成
諸葛亮法家思想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其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現擇其重而論。
1、時代特征。東漢王朝是豪強地主壟斷政權。統治者為維護本身利益，尊儒反法，大肄兼並土地，極度盤剝農民，促使階級矛盾激化，公元184年“八州並發”黃巾農民起義，摧毀了東漢王朝統治基礎，打擊了豪強地主勢力，蕩滌了上層建築領域內的汙泥濁水，孔孟之道和讖緯神學被風掃殘雲，客觀上為新一代法家人物茁壯興起提供了適宜氣候和土壤隨黃巾起義失敗，地主階級內部急劇分化，派別鬥爭、路線鬥爭接踵出現，戰爭連鎖爆發。公元189年東方州郡聯兵討伐董卓。而以袁紹、袁術、公孫瓚、陶謙、劉表、劉焉為代表的豪強地主官僚背人願望，逆潮流而奉行孔孟之道，憑“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依家兵、部曲，割據一方，“家家欲為帝王”，連年混戰，使全國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黃河流域經濟遭到空前破壞，“百裏無煙，城邑空虛，道瑩相望”，“千裏無雞嗚，白骨蔽平原”。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以曹操、劉備、孫堅、孫策為代表的中、小地主階層人物，對農民的專政和豪強地主相一致，曾鎮壓過黃巾起義，但在地主階級內部財產權利再分配上和豪強地主、州郡軍閥的主張與要求根本不同。主張統一，反對分裂，要求重建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主張法治，反對禮治，抑制豪強兼並，打擊州郡軍閥割據；主張“唯才是舉”，反對“任人為親”。他們與州郡軍閥分道揚鑣，強烈要求法家統一革新路線，革新東漢腐敗政治，高舉法家戰鬥旗幟，進行著統一中國的戰爭。結束了自西漢元帝以來儒家思想路線占統治地位的局面。
2、出身特征。公元181年，諸葛亮生於瑯邪陽都的一個小官僚地主家庭。當時崇儒反法的東漢王朝已無力控制局勢。天下動亂，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極其激烈，分裂割據趨勢已基本形成。諸葛亮四歲(184)之年，黃巾起義，
漢靈帝組織保皇軍鎮壓，屠殺義軍，使繁華的中原大地淪為殺人屠場。
諸葛亮父親諸葛矽曾任太山郡丞，不久去世。自188年諸葛亮由其叔父諸葛玄撫養。
家鄉戰亂峰火的恐怖，在諸葛亮幼小心靈中打上了深刻烙印，在其思想上渴望國家統一、民族團結、人民安寧的願望猶為強烈。公元l94年，諸葛亮十四歲隨叔父流寓豫章。195年諸葛玄丟官後帶諸葛亮依附劉表於荊州。公元197年諸葛玄病故，十七歲的諸葛亮與其弟躬耕隴畝於南陽隆中，直至公元207年。顛沛流離、四處奔波避難謀生的少年諸葛亮，又經歷了十年躬耕，面對此情此勢，居危思安，要求祖國統一的法家思想由此而產生是在理中。
3、社會特征。東漢後期，南陽、襄陽一帶是官僚、豪強的展集地。據載，從襄陽峴山以南至宜城百余裏間，刺使、太守之類官僚有數十家。豪強勢力兼並土地的矛盾十分尖銳，參加黃中起義的農民達數萬人。公元190年，袁術唆使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占據南陽。3月劉表繼任荊州刺史，得到南郡小廬縣土豪蒯越與襄陽土豪蔡瑁支持，入據襄陽，襄陽成為荊州地區政治、軍事、文化中心。可劉表“外寬內忌，好謀無決”《劉表傳》，喜歡空談，不識“庶務”o境內“遊子甚多”，“平居發調”，“人心不悅”
《諸葛亮傳》。“博術儒術”、“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幹數”《劉表傳》。然公元200年“官渡之戰”曹操勝袁紹後，統一北方的形勢將近；孫權割據江東亦趨穩固。急劇變化的形勢，激蕩著荊襄志士仁人。穎川徐元直、後廣元、汝南孟公威，博陵崔州平等，他們與諸葛亮“晨夜相從”，讀書吟詩，談古論今，評論天下大事，抒發自己的見解，遊學傲社會調查，運用法家思想，分析現實，研究歷史，尋找實現統一祖國遠大政治報負的良策。他們耳聞目睹了董卓造亂、二袁等堅持儒家路線的敗亡；黃巾農民起義的威力；曹操、孫策、孫權執行法家路線的勝利；由於豪強、州郡軍閥混戰國家四分五裂，人民深受饑苦的情景。因此，諸葛亮對當時的現實和人民渴望統一的願望感受極深所以當他身居草廬，志在統一，成為當時“識時務”的俊傑。因而諸葛亮多年後在《又與群下教》中說“昔初交崔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徐元直，勤啟‘誨”。在這些人幫助下，特別是他和不滿劉權妁襄陽名士龐德公、司馬德操過往甚密。這樣，便在襄陽形成一支鄙視儒生的集團，他們認為儒生是“不識時務”的庸才，只有懂得時務的人才是人才。龐德公是這一集團的首領，很器重諸葛亮，稱作“臥龍”稱司馬德操為“水鏡”、龐統為“鳳雛”。龐德公之子龐山民娶諸葛亮小姐姐為妻。諸葛亮的嶽父黃承彥又是沔南名士，其妻“才堪相配他韻賢內助。這些密切的社會關系與他們對社會實踐的調查研究以及他十年的躬耕實踐，無不是諸葛亮法家思想的形成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