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宗昌：天下第一無賴（第3/8頁）

張宗昌通過同鄉介紹到這裏的阿列烏斯卡亞大街華商總會，擔任了門警中的一名小頭目。當時俄羅斯海參崴一帶胡匪猖獗，商界深受其害。張宗昌卻對胡匪的行動規律、作案特點極為熟悉，故此時胡匪的為害案件屢屢被張偵破，張宗昌也因之受到華商會青睞。當地的一般中小商人、走販都不時孝敬他，托庇於他的名下。隨後他又著手強化與俄國軍警的關系，所以不久他就成了海參崴一帶中國黑社會中炙手可熱的驕子。

張西曼在其回憶文章中說：張宗昌當時在海參崴包捐、包賭，包庇戲園、煙館，似乎可以使他們免除一切外來的突然威脅和迫害。但是日久弊生，他竟自擅威作福起來，戲園中的好座要酌量留給他，新到的妓女要讓他享受初夜權，一切走私和非法生利的小本生意，他可以抽頭分紅。他的俄國朋友們當然也在這些途徑上朋比為奸，平分秋色。

據袁書娥在世時回憶道：張宗昌28歲那年，離開海參崴曾去劉子良家，由劉做主將年已20歲的侄女袁書娥許配給了張宗昌做“兩頭大”的妻子。所謂兩頭大，即兩個妻子都屬於正室大房之妻。喜事是在奉天辦的，張用紅轎子娶了相貌端莊秀麗的袁書娥，二人婚後感情十分要好。不久，張宗昌的錢花光了，需要返回海參崴，袁書娥未隨同前往，而是由其妹妹陪伴住在奉天，待張的工作穩定下來後，她也去了海參崴。

張宗昌對於被自己看作朋友的人，一向是真心相待。

在海參崴，替張宗昌搖筆杆的人是華商總會的年輕書記孫某。革命黨人張西曼借著與孫某的文字之交，同張宗昌逐漸有了交往。

張西曼在海參崴時，常被幾個思想進步的俄國朋友邀往山林打獵，或到海邊遊泳、釣魚，就借野餐休息的時候偷看“禁書”，彼此縱談中俄兩國的革命理想和事跡。因為山林打獵的機會較多，張宗昌曾好意勸阻他，要嚴密提防胡匪綁票勒贖的危險。張西曼於是托張宗昌代買一把手槍以為防身之用。

一天，張宗昌的部下約張西曼在華商總會的四樓小室中看貨。原來是一支勃郎寧式手槍，雖然玲瓏可愛，卻沒有保險機的裝置，因而沒有成交。那賣槍的見不能成交，將槍插入褲袋內怏怏地下樓。人們剛剛掩門就座，猛聽轟隆一聲，開門一望，見那人倒在三樓扶梯旁抱膝呻吟，過去一問，知系指觸扳機被子彈擊穿了右趾。他被張宗昌罵了幾句，立刻被送入醫院救治。從此，張西曼和張宗昌的關系由於孫某從中牽線看戲、吃飯，日益密切起來。

張宗昌在俄國的打工經歷，為其日後飛黃騰達奠定了基礎。

白俄兵團，鐵甲列車

在1921年，也就是民國十年前後，張宗昌其實並不得意。以前，他依附北洋政府直系馮國璋，混到一個新編第六混成旅旅長，後又升師長。1918年出兵湖南援湘之役，卻壞了事，退守江西，結果被江西督軍陳光遠乘危包圍，部隊被繳械，士兵則遣散或改編。張宗昌秘密出走，再投直系曹錕，不被收容。他出關轉向張作霖傾吐投效之意。關外王收留了他，卻不重用。

第一次直奉戰爭時，張宗昌爭取機會，平定高士賓在吉林之亂，張作霖委他任師長，兼綏東鎮守使，駐在中俄邊界，給養限額，裝備欠缺，士兵多徒手；出操時張宗昌帶領徒手士兵爬山越嶺，進行體力訓練。有一天，奇跡出現了。他在山上遙望，發現遠處山溝裏躺著一個人，心覺詫異。此地人跡罕至，怎麽會有人？於是派人去察看，士兵回來報告說是個外國人，不懂中國話。從服裝上看，像是俄國軍官。那人饑寒交迫，好像有病，快要死了。

張宗昌親自下山去看。他早年在海參崴混，會說俄語，但俄文一個字也不識。詢問之下，這個人名叫葛斯特勞夫，曾任帝俄的白軍炮兵司令。在俄國共產革命中，被紅軍追擊，走投無路下逃入中國邊境深山中。張宗昌用馬馱他返回師部，細心照料，延醫治病，十多天後恢復健康。

葛斯特勞夫感謝張的救命之恩，見張的士兵缺乏槍支彈藥，透露俄境不遠的山溝中，有一條鐵路支線，停有一列車，滿載軍火，還有大炮若幹門。是帝俄軍隊丟下的，只是沒有火車頭，不能行動。如果張能弄到一個火車頭去拉回，軍火就是張的了。他又指出，紅軍很快會來，必須快去拉。

張宗昌大喜，向中東鐵路要了一個火車頭，由葛斯特勞夫帶路，將一列車的軍火悉數拉回，尚有300多名白俄士兵跟了來，張宗昌全部收留他們，編成白俄兵團，由葛斯特勞夫率領。當時白俄大量流亡到中國東北，不少是軍人，多投到張宗昌麾下，很快發展到1500多人，成為作戰力極強的勁旅。步兵團團長聶洽耶夫，高級軍官有米樂夫、米海夫，和俄籍朝鮮人金鐘仁(曾任哥薩克騎兵旅旅長)、金仲衡等人。這是張宗昌改變命運的契機，有了這批雇傭兵，等於握有王牌，正好大展拳腳。可是他擴軍太快，糧餉不足，張宗昌便私種鴉片，販毒維持龐大軍費支出。而張作霖最討厭鴉片，聞之不快，想把張宗昌的部隊解除武裝後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