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則為王

不久之前有人作書評說及我所發表的書刊無乃表彰成則為王敗則為寇。

事實上古今中外的歷史題材，都不可能如是的簡單。有時某人之成敗尚且不能輕率斷定。譬如19世紀初年的拿破侖，戰無不勝，所向披靡，因之宰割全歐，可算前無古人。而且他又在所到之處頒行拿破侖法典，將法蘭西革命的精神掀動至最高潮。此人此事不可謂之為失敗，可是他自莫斯科退兵之後，初受挫於萊比錫（Leipzig），被流放於厄爾巴（Elba）島，即卷土重來，亦仍兵敗於滑鐵盧（Waterloo），受遣送於聖赫勒拿（St.Helena），客死荒島，亦不能謂之為成功。因此美國詩人兼哲學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所作論評即指出拿破侖有雙重性格：一方面此人代表當日歐洲一般平民的志趣與希望，一方面他也以一己之私令生靈塗炭。據此我們也可以說在推廣傳播“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拿破侖確有成就。即算亞歷山大第一摧挫他的軍事力量，沙皇麾下少年軍官於役於西歐，眼見其他國家的臻榮，帝俄的退步落後，因之發動十二月政變，為以後俄國的改革至革命的先聲。此中全部經歷，亦肇始於拿破侖之用兵，可是另方面拿破侖傲慢虛榮，自己稱帝不算，還要讓姊妹弟兄個個封後與王，曾幾何時又全部湮沒無聞。因之他也可算失敗之尤。（只有他手下一個元帥白納多特［Bernadotte］行伍出身，經過他的支持成為瑞典王儲，以後又參加倒拿戰爭，則今日其苗裔仍為瑞典王室。）

所以成功與失敗可能從不同的層面與場次論斷。

有了這段交代，我並不否認，我的書刊裏確有一部分“成則為王”的因素在。

雖然書評沒有明白講出，他所認為刺眼的乃是我曾在各處一再提及：當新中國再造時，蔣介石創造了一個新國家的高層機構；毛澤東翻轉了農村的基層組織；以後鄧小平和他的繼承人則在敷設上下間法制性的聯系，以便構成永久體制。

間常也有零星的讀者通過出版者寫信給我，指責我缺乏民主精神。

我不抱怨書評者與投信人，我自己也要經過多番反復才能寫下如前的結論。我也看到其他歷史家很難不突破內心的沖突即遽爾作類似之論評。借觀旁人的經歷，也更可以了解自己的立場。

17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中國在多方面有相似之處，主要的乃是現存法制與政府體系與時代脫節，亟需整個改造。這時候英王查理第一信教虔誠，聽信大主教勞德（William Laud）的建議，認為黎民饑寒，王者之責，社會動蕩則須對教民科以紀律（英王承亨利第八體制為英格蘭教會首長），而當日議會則受清教徒獨立自主精神的影響，於是國王的宗教政策與稅收政策激怒議會派，內戰一開前後亙七年，議會派戰勝。圓頭黨首領克倫威爾以“叛國罪”處國王查理死刑。

以後查理之“暴政”克倫威爾無一不有。克倫威爾也封閉議會，也向東印度公司強迫借款，也拘捕政治犯，他尚且將全國劃為十一個軍管區，每區派少將一人治理，他幾乎稱王，只因恐怕部下不服而作罷。但他仍自稱護國公（Lord Protector），指定兒子理察為繼承人，他的女兒與女婿尚且幹預行政。他手下將領數人成為了大地主。在以下兩件事更表現他的性格：當他治軍時，軍人習慣以政治傳單，擺貼在氈帽之上，他指令取下，軍人不服從時，他用手槍擊斃最前的第一人。當議會派人員要求自由時，他帶著譏諷的聲調說出：“他們有呼吸的自由！”

我在密歇根大學初讀這段歷史時，不能對克倫威爾有何好感，倒反為查理第一同情。查理是好丈夫、好父親。他臨刑前還在斷頭台上講出，他寬恕他的仇人，希望英國國民享有他們應得的自由，這些情節令人心折。而克倫威爾於1658年去世，兩年之後查理之子查理第二復辟，克倫威爾被剖棺割屍、梟首示眾，好像宣其罪有應得，可是至今一般英國人崇仰他的情形令人費解，即保守派如丘吉爾的筆下亦復如此，19世紀末葉英國議會尚為他塑像。至今此銅像仍植立於議會廣場，威斯敏斯特廳之前。

我還要到多年之後才能徹底了解：如果查理第一和大主教勞德的設計功成，英國將要構成一個政教合一的局面，亦即政治威權可以幹預到各人良心上的出入處，自此捕風捉影不說．即使軍民相得上下以安，英國亦只能維持中世紀之容貌。讀者如不能遠溯西班牙之大審訊（Spanish Inquisition）而推想其態勢，亦可從拙作《何鍵》一文大致窺見其可能情景。注意湖南在1930年間只用人本主義與社會習慣，無宗教力量與僧侶組織參與行政，只因其著重傳統倫理觀念，以之作敷政的基礎，已產生文中所敘之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