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霍光到王莽（第2/2頁）

傳統的史料裏有很多類此的資料，我們對當中紛亂的情形還難能溯本歸源地看得清楚，更無法確切判斷其間是非真偽。然則皇座前後左右的曖昧遊離，只是暴露寡頭政治的弱點，也不一定是當事人的旨趣所在。霍光未曾統兵作戰，但是他為大將軍，兒子親戚都擁重兵，拱衛朝廷。昭帝對他“虛己斂容”。宣帝則因“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漢書》引茂陵徐福說：“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這“害”字乃是指以他為害，亦即是痛恨他們的人多極了。

宣帝實際控制大權之後，減賦稅，降低鹽價，增加下級官吏的待遇。好在匈奴也分作數支，呼韓邪單於來朝，西漢帝國可以減少邊戍。西部藏族的羌人蠢動，也能夠以趙充國之屯田對付，因之歷史上宣帝獲得“中興”的名稱。其實親儒生，倡仁政，也是從武帝以來的擴充政策改變為收縮政策。武帝於公元前112年將襲侯爵的106人革除為平民，宣帝又到處招尋他們的後裔，加以慰問及賞賜，其主旨在收攬人心。武帝的過度中央集權，固然不能繼續，但是中興之帝王沒有加強其組織，先采取消極手段，也只是放棄其控制的力量，況且，宣帝也沒有正心誠意的行仁政。京兆尹趙廣漢、左馮翊（等於京城郊區市長）韓延壽之被判死刑，千年以後司馬光還為他們抱不平。司馬遷之外孫楊惲曾與友人書稱“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不過私下裏諷議朝廷糊塗，竟因之以“大逆無道”被腰斬。宣帝的兒子元帝向他諫勸，他就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即是自認以威勢向下制壓，造成片面的恐怖政治，在他已是既定方針。

元帝反其道而行，卻又被歷史家稱為“柔仁好儒”。他也是音樂家，能吹奏各種樂器，又能被歌聲度曲。成帝嗜酒，好微行，寵愛趙飛燕姊妹。這兩個女人都以美善著名。成帝則立其姊為後，妹為昭儀，以至無嗣。一天早上從昭儀床上起來，突然言語失靈行動僵仆地死去。各情形都符合傳統亡國之君的尺度。

而元帝之後王政君的父親則有八男四女，她以成帝生母之資格做皇太後，於是王家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終構成王莽篡位的條件。

其實這時的大司馬，只能加威於朝廷百官，王家兄弟，也並不相得。王鳳和王商就互相競爭，王音和王譚，也不和諧。王莽由侄輩突出，大部靠自己賢能的名譽作本錢，因之能獲得作賦名手揚雄以及宗室劉歆等的支持。西漢帝國的問題，則是中央政府逐漸失去對下層的控制，黃河決堤，流民無法周濟，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災。當日的觀念，總以為種田的太少，作其他事的太多，總是“舍本逐末”。朝廷能提出的辦法，又無非吏治，即提拔好人，懲罰壞人。據Michael Loewe的研究，西漢皇帝從公元前178年到公元前2年因天文及各種陰陽五行的奇異現象發詔書57次。迄至公元前72年，亦即是迄至霍光主政中期，這種詔書下得少，即下時也多指奇異現象為好兆。以後則下此類詔書44次，又動輒稱災異非國家之福。我們若翻閱《漢書》裏面的帝紀，內中摘錄的文件可稱“罪己詔”的，宣帝有8次，元帝有13次，成帝又有12次，這樣接二連三承認中樞領導無力，希望以精誠感動軍民，即是在傳統中國，也不常見。公元前19年成帝詔稱“黎民婁困於饑寒”，以及“帝王之道日以陵夷”，不是沒有事實的根據。

所以王莽縱矯詐，他所處的背景，則是當日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西漢的朝廷就產生不了一個強有力的領袖。從他的立場看來，除了篡位之外，也沒有辦法打開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