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版卷後瑣語

這一本集子收錄了我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過的33篇歷史文字，發表的時間自1987年年初至1989年夏天。所包括的內容自先秦至元末。其重點則表彰中國歷史有它的特色，經過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階段，前後連貫。各篇雖大致以人物傳記之體裁為主，所敘事之影響，遠逾當時人之人身經驗，積累之則與我們今日之立場仍然有關。

自明朝至現今的一段，原擬定也照同樣體裁敘述，出版者還盼望我出一本《赫遜河畔再談中國歷史》。只因歷史的進展成螺線式，愈至後端積累的分量逾重，內容也更復雜，其內容不容易保持文藝副刊的風格及篇幅的限制，而我目下也有好幾種工作，不容易擺脫。所幸已有《萬歷十五年》、《放寬歷史的視界》，英文本China：A Macro-history（中文本題為《中國的大歷史》可望於年內出版）及《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已在台北編排完畢，即將出版，英文本也在編撰中），都由作者執筆。讀者不難從此中看出，上述前後連貫的特性並未因元朝而中斷，可以由明清而持續迄與今日。而且在20世紀末季，中國的歷史也確切的與西洋文化匯合。

對大陸的讀者講，則因上述書刊尚待問世，刻下有將所謂“持續”及“匯合”兩點扼要作梗概的報告之必要。

中國雖然在歷史上產生過九個統一全國的大朝代（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和十多個到二十個的小朝代，為研究檢討的方便起見，我們仍可稱秦漢為“第一帝國”，隋唐宋為“第二帝國”，明清則為“第三帝國”。第一帝國的政體還帶貴族性格，世族的力量大。第二帝國則大規模地和有系統地科舉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將經濟重心由華北的旱田地帶逐漸轉移到華南的水田地帶。在第一第二帝國之間有過三個半世紀之上的分裂局面（晉朝之統一沒有實質）。若將第二帝國與第三帝國比較，則可以看出第二帝國“外向”，帶“競爭性”。與明清之“內向”及“非競爭性”的迥然不同。在財政與稅收的方面看來，其性格之差異尤為明顯。第二帝國帶擴張性，第三帝國則帶收斂性。兩個帝國之間，也有了元朝作轉變和緩沖的階段。以上都經本書道及。

朱元璋於1386年創建明朝，他的種種措施在中國近代史上講實為不利。他看到宋朝以經濟最前進的部門（如紡織業、冶金、鑄幣、水運等）為主體造成行政之張本，結果節節失敗，卻沒有看透其原因乃是帶服務性質的事業（民法、商法、保險業及銀行等）沒有展開，私人財產權缺乏固定性，無從在數目字上管理。他只憑己見認為凡是提倡擴大經濟範圍的說法即是“與民爭利”和“聚斂”，亦為道德敗壞之征象。明實錄的《太祖實錄》裏有這樣的一段：“上曰：‘……昔漢武帝用東郭鹹陽，孔僅之徒為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進競，天下騷然，此可為戒。’於是言者愧悚，自次無敢以財利言者。”朱元璋也曾斥漢朝的桑弘羊和唐朝的楊炎“得財有限，傷民無窮”，而自謂“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余饒”。他用這種思想作出發點，又將撙節的宗旨一再宣揚，各地區的賦稅數即立碑刊刻於戶部。茲後數百年正是西歐各國飛黃騰達的時候，中國的第三帝國即因其所賦有的永久性格，長期蟄伏著不圖長進，我們也可視之為宋朝企圖全面突破而失敗之後的一種反動。

明朝的財政與賦稅以較落後的部門（如人丁之丁、谷米之石）為基礎。300年前王安石變法時用代役金所免除之“役”，此時又全面恢復，而以人身服役為原則，即各級衙門所用文具紙張，桌椅板凳，軍隊所用兵器弓箭，公廨之整補修理均無預算之經費或供應之承辦者，而系無費由各地裏甲征集而來。朱元璋更利用“胡惟庸案”、“藍玉案”、“郭桓案”及“空印案”造成大批冤獄去打擊巨家大室，以致“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刑法志）。1397年戶部報告，尚有七百畝田產以上者，全國凡14341戶，其名單也進呈“禦覽”。如此造成全國皆以小自耕農為主的龐大之扁平體，由高高在上的皇帝指揮，雖有短期間之平等，而缺乏經濟上之組織與結構。

唐宋時之轉運使在各地區間活動，手中有大量物資周轉，明朝放棄此種辦法。朱元璋的財政體系成熟之後全國充滿了此來彼往的短補給線。一個邊防的兵鎮可以接受二三十個縣的接濟；一個縣也可能向一打以上的機構交納財物。戶部不再成為一個執行機關，而是一個龐大無比的會計衙門，只能核銷小數目此來彼往的供應，無從籌牟全局的重新分配，在此情形之下，服務性質的事業也永遠無法展開。大凡現代化之前，民間的經濟組織，有賴於政府官衙交往開始。意大利的銀行家即因代教皇輸納各地的十一捐而發軔，日本的“藏元”和“兩替”也系承差於幕府及各大名，才開始出頭露面。中國明清間的商人始終無此機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