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倫威爾（第2/2頁）

所以克倫威爾無從“蓋棺論定”似有歷史淵源。不僅歷史家前後二十年對他的觀點可能改變，有如艾詩立博士者，即我們稍不留心，亦可以在一篇文字內，混淆兩種不同的看法。從近距離的觀點看來，我們很難對克同情，更用不著說發生好感。他自稱因宗教自由發難，可是他掌權之日，雖保障教友會及猶太人之信教自由，其恩澤不及於天主教及英格蘭教堂的信徒。當日激進分子之平均主義者（Levellers）要求自由，他曾很輕蔑地說：“他們有呼吸的自由。”他的軍士將平均主義者的傳單擺在軍帽之上，他命令取下，並且當場槍斃不應命的軍士一人。他也曾說：“這裏需要一個貴族（nobleman）一個士紳（gentleman）一個小自耕農（yeoman）和一個莊稼人（husbandman）。此乃事理之當然。”

克倫威爾之民國，對內對外用兵幾乎無日無之。在內戰時納斯比（Naseby）一役，他的部下即曾殺俘。他的進兵於愛爾蘭，更是殘酷少恩。他曾向與英國同為新教的荷蘭宣戰，也曾與信奉天主教的法國結盟，而向另一個天主教的國家西班牙宣戰。

克為護國公時，自奉並不菲薄，而極奢華。他除了傳位於子之外，幾個女兒也與他的將領聯姻，聲望顯赫。他部下也有好幾位將領則因內戰起家成為大地主。

此人既已身敗名裂，照理應為英國人唾棄。可是1899年為克倫威爾三百年生辰，英國議員發起為克倫威爾鑄銅像，今日此像尚卓立而面向議會廣場，較若幹國王之銅像更為雄偉。20世紀的作家贊揚他偉大的更不僅只艾詩立，有如貴族女作家法塞爾（Antonia Fraser）1973年所作克傳也是暢銷書，即在結論裏寫出：“他的偉大，無法否定。大凡了解他的人，是友是敵，不會打算褫奪他這品質。”

其所謂偉大，乃是應付當日艱難局面不顧局部矛盾之氣魄。這也只能從長遠的歷史中看出。英國當日從一個中世紀的組織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不僅政府的功能與職責未備，即社會的基層組織亦未改組就緒。因之才產生了一個多數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局面。克倫威爾並沒有解決當日的問題，他只重新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推翻了斯圖亞特王朝所提倡的王權神授說，而使整個組織改變方向。1660年的復辟，表面上一切復原，而實際上查理第一與查理第二所戴王冠業已變質。以後還要經過幾次的改變，最重要的乃是1689年的光榮革命，才鞏固了議會至上，民主制度能在王冠之下繁榮的趨向。克倫威爾不能在17世紀推行今日之自由平等，看樣子他也無意作飛越3世紀的改革。可是倒因為他膽敢向歷史前猛進一步，今日之政教分離、普及性的民權和自由平等才能進一步逼一步，在事實上成為可能。歷史家稱揚他的偉大，只此而已。這當然不是說他所作所為完全功德無虧，而更不是一切都應當為今人效法。

1990年12月22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