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論奪情（第2/2頁）

絕交，首先就要絕音問，故左宗棠此信發出後，曾國藩就沒給他回信。事後，左宗棠也發現這番話說得太狠了：

“滌帥自前書抵牾後，即彼此不通音問。蓋滌以吾言過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盡在滌矣”；

“忠告而不善道”，即能剛不能柔，得理不饒人，正是左宗棠一貫的風格。這時候的曾國藩，尚未完成由申韓之學向“禹墨為體、莊老為用”之黃老之學的轉變，故不能即刻原諒左宗棠的“不善道”。但是，經過一年多的守墓“讀禮”，曾國藩的人生境界陡然提升，其術愈柔，其道愈廣；鹹豐八年六月，奉旨援浙，他經過長沙，與左宗棠在一周之內數次深談，並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為一聯，請精於篆書的左宗棠書寫，遂“交歡如初，不念舊惡”。

兩年後，發生樊燮事件，曾國藩幫了左宗棠一把。在諭旨密詢如何使用左宗棠，“俾得盡其所長”時，曾國藩復奏：

“當此需才孔亟之際，或飭令辦理湖南團防，或簡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

一年後，朝命曾國藩節制安徽、江西、江蘇、浙江四省軍務，他一面力辭，一面極力保舉左宗棠：

“（左宗棠）其才實可獨當一面，應請皇上明降諭旨，令左宗棠督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該省主客各軍均歸節制”；

旋即奉旨：“浙江巡撫著左宗棠補授”。

經過“奪情”、樊案兩次風波的考驗，曾、左二人的關系在此時達到最為融洽的程度。尤其是曾國藩，不但做到了“不念舊惡”，還做到了左宗棠挽聯所謂的“知人之明”，並由此體現“謀國之忠”的襟懷。但是，過此之後，曾、左這對命中注定的“冤家”因公因私兩度交惡，又著實印證了左氏挽聯所謂的“攻錯若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