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唐興，武功盛（第3/18頁）

建成既死，而廬江王及羅藝之變作。廬江王瑗，高祖從父兄子。武德九年，累遷幽州大都督。《舊書•瑗傳》雲：朝廷以瑗懦耎，非邊將才，遣右領軍將軍王君廓助典兵事。瑗倚杖之，許結婚姻，以布心腹。時建成將有異圖，外結於瑗。及建成誅，召瑗入朝。瑗懼，君廓素險薄，欲因事陷之，以為己功，說瑗反。瑗召北燕州刺史王詵，將與計事。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委兵於詵而除君廓。君廓知之，馳斬詵。遂禽瑗，縊殺之。以功兼幽州都督。在職多縱逸。長史李玄道數以朝憲脅之。懼為所奏，殊不自安。後追入朝。行至渭南，隋縣，今屬陜西。殺驛吏而遁，將奔突厥，為野人所殺。《羅藝傳》雲：藝入朝，自以功高位重，無所降屈。太宗左右嘗至其營，藝無故毆擊之。高祖怒，以屬吏，久乃釋。時突厥屢為寇患，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即位，拜開府儀同三司。而藝懼不自安。詐言閱武，因追兵，矯稱奉密詔勒兵入朝。至豳州，入據之。太宗命長孫無忌、尉遲敬德討之。未至，藝為統軍楊岌所攻，潰奔突厥。至寧州界，為左右所殺。君廓“群盜”，唐何由任之使輔廬江？廬江亦安得杖之？其為建成置以自輔明甚。若羅藝則本因建成來降，與太宗有隙，其背叛之由，更不待言而可見矣。王利涉說瑗復酋豪舊從竇建德者職，各於所在遣募本兵，河北之地，呼吸可定，然後分遣王詵，北連突厥，而王親詣潼關，以入洛陽，是合竇建德、王世充為一人也。更加以如羅藝等起於肘腋之間，縱無所成，安知其不北走胡更為劉武周、高開道、梁師都？況於建成、元吉舊屬，或有不可保者邪？故知當時之情勢，實頗險惡也。

兩晉、南北朝政治之壞，一由貴人之淫侈，一則胡俗之粗獷。唐高祖之怠荒，何異於晉武帝？使元吉而得志，亦何異於齊文宣哉？故知五代之敝風，至唐初而猶未殄也。幸其末年風氣稍變，右文者漸多，而太宗即其人，故獲致一時之治焉。太宗之為太子，斷決庶務，即縱禁苑鷹犬，停諸官所進珍異；即位後，放掖庭宮女三千余人；貞觀二年，又簡出隋末宮人；頗能幹父之蠱。禦宇之初，亦能勤於聽政，容受直言。王珪、魏徵，同事建成，帝並用為諫議。朝臣如虞世南、姚思廉、褚遂良、劉洎、馬周、張玄素等，鹹有才猷，亦頗著風節。雖外戚如高儉、長孫無忌亦然。儉字士廉，以字顯。其妹適長孫晟，生子無忌，女即太宗文德皇後也。馬周之見用，乃由其初客常何，何時為中郎將，太宗令百寮言得失，周為何陳便宜二十余事。太宗怪其能。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具草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明年，授監察禦史。奉使稱旨。以何舉得其人，賜帛三千匹。張玄素為景州參軍。景州，今河北景縣。太宗聞其能。即位，召見，訪以政道，善其對，擢為侍禦使。其渴於求賢，破格任用，亦誠有不可及者。房玄齡、杜如晦並稱賢相。如晦貞觀三年，始與玄齡共掌朝政，四年即卒。玄齡則元年為中書令，至二十三年乃卒，其相業實與帝相終始。史稱其“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此正足救五代來之失；而其重視用兵，亦足救太宗之好大喜功；固無怪其能輔帝以致一時之治也。

太宗頗好文學，為天策上將時，即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居其閑稱學士者十八人。見新舊《書•褚亮傳》。此事為論史者所艷稱，采春華而忘秋實，實無裨於治道，然究異於武斷之治耳。此蓋其所以能用賢臣。然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漸染北俗，故驕暴之習，卒難盡免。待蘇威之無禮。孔德紹事竇建德，嘗草檄毀薄帝，建德敗，執登汜水樓，帝責之。對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邪？”命壯士摔殞樓下。此君人之道乎？抑寇賊之所為也。《舊書•劉洎傳》言：帝善持論。每與公卿言及治道，必詰難往復。洎上書諫雲：“頃上書人有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慚退。”其之態可見。循是而行，終必有如羅道琮以上書忤旨，配流嶺表者矣。其用刑亦多過差。戴胄為大理少卿，號能守法。然嘗以許之交州，已又中悔，斬盧祖尚於朝堂；又嘗怒苑西守監，欲於朝堂斬之；此何異於隋文帝？而其儉德則遠遜之矣。馬周嘗言：“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並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充容徐惠上疏，極陳遼海、昆丘戍轉，翠微、玉華營造之勞民。事在貞觀末。遼海指伐高麗。昆丘指伐龜茲。時阿史那社爾伐龜茲，授昆丘道行軍總管。翠微、玉華，皆宮名。翠微在驪山絕頂。玉華，在宜君縣。又雲：“服玩纖靡，如變化於自然，織貢珍奇，若神仙之所制。”其服禦之侈可知。帝嘗作《帝範》以賜太子，曰：“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台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帳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帝最好名，使非事不可掩，夫豈肯自言之？其為此言，蓋又欲以博不自文之美名耳。然則史所稱帝之儉德可知矣。德莫大於不自滿盈。帝於封禪，雖未嘗行，而實有是意，此即可見其驕盈。貞觀六年，群臣請封泰山。太宗拒之，魏徵亦言其勞費。史稱太宗深嘉徵言。然仍遣杜正倫行七十二帝壇跡。是年兩河水潦，其事乃寢。十一年，群臣復勸封泰山。始議其禮。十五年四月，詔以來年二月，有事於泰山。車駕已至洛陽宮。六月，有星孛於太微，乃罷其事。二十一年正月，又詔以來年二月，有事於泰山。其時雖薛延陁敗，漠北盡平，然正伐高麗喪師之後也。八月，河北大水，乃復停。論者每謂帝之荒怠，在於中年以後。然《舊書•戴胄傳》言：貞觀五年，將修復洛陽宮，胄上表極陳民生之憔悴。而《竇威傳》謂其從兄子琎，為將作大匠，修葺洛陽，於宮中鑿池起山，崇飾雕麗，太宗怒，遽令毀之。夫下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非帝先有侈靡之心，琎亦安敢為是？然則修復洛陽宮之舉，不惟不以胄言而止，並未因之而稍從儉省也。其初年之節儉，又安在哉？劉洎以貞觀十五年轉治書侍禦史，疏言：“比來尚書詔敕稽停，文案壅滯，並為勛親在位，品非其任。”勛親用人，為唐室之大弊，而其原亦自帝開之。帝之所謂有道者，果何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