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麽都有理（第2/4頁）

民是什麽？

我們就簡單說是老百姓好了，鄉下人什麽的。

有人注意到沒有，我在前面這麽長的篇幅裏表達“老百姓”這種意思的時候通常不說“老百姓”，我用的詞一般會是“人民群眾”，因為在以前，所謂“百姓”其實都是貴族，不是我們現代語言裏的“平民百姓”，所以，雖然我用“人民群眾”不很準確，但我總覺得用“百姓”更不準確。但是，語言和概念的演變啊，真是讓敘述者很為難，現在我就遇到問題了，如果我還說“人民群眾”的話，就不容易分清“士”和“民”，如果再解釋呢，又怕越解釋越亂。我決定，幹脆不考慮那麽多了，遇到非解釋不可的地方再來解釋好了。

“民”是哪些人？簡單說，在當時的語境下，就是鄉下人。

孟子認為，鄉下人如果沒有了產業，就會淪為流氓無產者，他們沒有什麽道德底限，為了肚皮可以做出任何事來。孟子為這兩句話可沒少在後來擔罪名，諸如“美化封建貴族”“汙蔑勞動人民”等，我們不用拍腦門兒都想得出。可我們就算退一萬步說，冉阿讓是不是一個大好人？冉阿讓有沒有道德底限？冉阿讓偷東西算不算罪過？冉阿讓有沒有到影響社會穩定？

孟子接下來推論，冉阿讓當然影響到社會穩定了，那沙威去抓冉阿讓合不合法呢？當然合法。但是，誰才該為冉阿讓偷東西負責？誰才該為冉阿讓危害社會穩定負責？誰才該為冉阿讓被抓坐牢負責？誰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是統治者。是統治者設了套兒等冉阿讓鉆，是統治者挖了坑等冉阿讓跳。

孟子繼續推論：如果政治清明，讓冉阿讓有飯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職業和穩定收入，這樣的話，冉阿讓還會去偷東西嗎？冉阿讓還會去危害社會穩定嗎？

緊接著，孟子又來了在梁惠王面前就兜售過的那老一套了，“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什麽的，車軲轆話來回說，我就不翻譯了。

孟子這話先是提出了有恒產才能有恒心這樣一個大前提，在這個前提之下來作論證，如果我們繼續往下論證的話——如果統治者做不到政治清明，不讓冉阿讓有飯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職業和穩定收入，這樣的話，如果冉阿讓去偷東西，去危害社會穩定，那麽統治機構去逮捕冉阿讓就沒有合法性了，就是非正義的了。那麽再往下推論的話——如果統治者的行為不具備合法性，不具備正義性，那人民群眾是不是還有服從的義務呢？孟子雖然沒寫出一本《論公民的不服從》來，不過他確實早就討論過這個問題了。

孟子的答案是：有權不服從，甚至可以造反！對於這一層意思，孟子現在的話還只是個引子，他在後文中還會一步步地一再堅定地指出，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觀點非常犀利。

一般來說，什麽樣的土壤產生什麽樣的思想，很難想象在大一統的私天下時代會產生孟子如此淩厲的洞見。而孟子的這個時代已經在向私天下轉型，這也是一個使他處處碰壁的重要原因。

我們前面提過，春秋時代的諸侯國裏，大體上是一種貴族民主專政，君權受到很大的限制，周天子也是如此，周厲王就是因為胡作非為而被“城裏人”給轟出去了。這種民主傳統的源頭來自原始部落的社會遺風，孟子不是“言必稱堯舜”嗎，堯舜禹時代的政治結構就是這種部落民主制度。一般來說，堯舜禹並不是君主，而是部落聯盟的首領，遇到大事不是能夠像後世君主那樣“乾綱獨斷”的，而是要召開酋長大會，首領的推舉這種“大事”也是由酋長大會來決定的。那麽，所謂“禪讓”到底是怎麽回事？真像後來傳說的那樣是堯舜道德品質特別高尚，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沒有一點兒私心？

沒那回事！

當時，部落聯盟的首領是既有一個正職，還有一個副職：堯是正職，舜是副職，這種關系有些像美國的總統和副總統（我們先自豪一回：美國總統和副總統這種制度設計我們中國早在原始社會就已經有了），當正職出缺的時候，就由副職來接任，同時再選出一名新的副職。這就是說，當堯下台之後，按規矩就是舜來接班，而酋長議會同時又選出了禹來作為新的副職，這樣，原本堯正舜副的二人組合就變成了舜正禹副。這就是說，在這種制度實行的早期，正總統的權力並不很大，即便他想擅自改變這種傳統制度，把總統的位子傳給自己的兒子而不是由副總統接任，他也根本沒有能力做到——酋長議會能不能認同，這很重要。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總統的權力越來越大了。人都是有私心的，權力又是最有效的腐蝕劑，在禹接班成為總統之後，新選的副總統是個叫益的家夥，禹對益到底存了什麽心，我們沒證據來指控，反正事情的結果是：禹要下台的時候，益被酋長議會認為資歷太淺，功勞也不大，反正大家夥心裏誰也沒把益這小子當棵蔥，而禹的兒子啟卻是個好樣的，美名傳四海，深得人心。所以啟一接班，雖然大家覺得不合規矩，但也沒什麽意見，誰讓啟是個好孩子呢！可是，從此，總統的職位就再沒別人家孩子的份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