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麽都有理（第3/4頁）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即便有再好的人，也不能因為他而破壞一個好的制度。

這個故事再聯系起後面的歷史，還會展示給我們一個政治制度的演變規律：原始部落民主政治——貴族政治——寡頭政治——集權政治。呵呵，能掌權的人越來越少，權力越來越集中，這有點兒像丁春秋的星宿派煉毒蟲似的，一大群毒蟲在罐子裏互相咬，越咬數量越少，最後只剩下一個了。我們的先哲們不大研究這個問題，時代差不多的亞裏士多德倒是描述過可能的三個政治制度及其風險，值得拿來看看。亞老師說：獨裁政治，這最怕獨裁皇帝私心太重；貴族政治，這最怕變成寡頭政治；民主政治，這最怕變成暴民政治。孟子所在的時代，貴族政治變寡頭都已經變得差不多了，我們一開始講梁惠王講到的“三家分晉”就屬於寡頭們連寡頭都不滿足做了，要做寡人了。這個時候啊，也可以說是時代開始呼喚專制了。

那麽，上面關於堯舜禹這一大段話我說得對不對呢？也不一定就對，我只能說，現有的史料大致能告訴我們這些。但這麽久遠的事情，這麽貧乏的史料，是不是有很高的可信度，或許也未必。了解一件事，了解一個人，要了解全貌才能有所評判，更何況是那麽復雜的歷史。有時我會想，如果幾百年後的歷史家看到20世紀50年代的圖書報紙，全國各地的資料都證實了我們在那個時期已經“畝產萬斤糧”了，他們會不會相信呢？尤其是，當時間久遠，其他佐證遭到毀壞之後？

話說回來，從部落民主傳統到貴族民主傳統，到了孟子的時代，雖然社會在往私天下轉型，但君權還不像後來的那個樣子。民主傳統意味著：你作為國家的執政長官，所作所為是要對很多人負責的。

但是，時代畢竟變了，君權越來越大了，孟子這個年代，能夠制約君主行為的主要已經不是國內的政治勢力，而是國際社會的競爭。如果不存在這種競爭的話，君主們大可以胡作非為，只要能夠保障好社會的安定底限就可以了，但因為國際競爭的強烈存在逼得他們不得不富國強兵，只有這樣，才能求生存，求發展。關於這一個意思，孟子後面還會有精彩論述。

如果我們拋開現實層面的約束，看看孟子的邏輯：不與民為善的政令是可以不服從的，進而，不與民為善的政府是可以不服從的。也就是說：你把我當人，我就也把你當人；你要不把我當人，那我也不把你當人。

然後，到了後世，孟子的這種民本思想就變了味道了，就變成了“愛護私有財產”的意思。

是不是有人會說了：“你這都是哪兒跟哪兒啊？”

別急，我這麽說是有道理的。

在純粹私天下的時代，無論土地還是人民，都是屬於帝王所有的，換句話說，都是帝王的私有財產。帝王們不是說什麽“朕富有四海”，或者“朕富有天下”之類的話嗎，那意思是很明顯的，版圖之內的所有東西都是我的！當然，這是包括人口的。

既然“朕富有四海”了，那下一個問題就來了：私有財產是可以被所有人自由處置的。舉個例子：老子今天不高興了，把家裏的電視給砸了，把冰箱也給砸了，你在旁邊看著，見我這麽糟蹋東西覺得心疼，但是，你管不著，這都是我家的東西，我愛砸就砸，我樂意！

同理，對於帝王，這些老百姓都是我家的。作為理性的人，我只要考慮到他們是不是會因為我的舉措而造反，會對我不利，如果我覺得他們不會因此造反，或者，即便造反也折騰不出什麽太大的動靜，那我才不管他們呢。

這就是作為一名理性人的一位帝王的合理選擇，他需要把各方面因素都考慮清楚了，權衡利弊，從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這個帝王天性溫和，後天又受到很多善良一面的影響，那還好些，如果他是個叛逆青年，追求隨心所欲，腦筋又聰明到無論怎麽胡作非為都不會觸犯政權安全的底限，那豈不是太可怕了？

說了這麽多，只是要先強調出這個“私天下”的概念，不要用我們現代的思維習慣去幹擾對古代社會的理解，不要認為在私天下的時代有什麽“主權不可侵犯”或者“領土問題是不能談判的”等，既然天下都是個人私產，那麽帝王作為理性人，自然會追求利益最大化，雖然社會輿論和他的良知、性格等因素都會影響到他的決策。所以，如果是帝王“賣國”，其性質就等同於我賣了自家的老宅子，無非是覺得沒守住祖宗留下的產業，有點兒不好意思罷了；如果是開國君主賣國或亡國呢？——梁武帝就是南朝梁帝國的開國皇帝，他在晚年的時候就面臨了亡國。梁武帝這時候說了一句話，非常耐人尋味，他說的是：“我打來的天下又從我手裏失去了，也沒什麽好遺憾的。”看看，這就是私天下時代的典型帝王心態。帝王們賣國也好，亡國也罷，玩的都是自家產業，再由此說一句我們現代人，我們不過是在帝王們的老宅基上重打鼓另開張，我們自然會受這老宅基的歷史河流和思想河流的影響，這裏也是我們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有感情，但是，那些古代帝王把自家的家業玩大了、玩小了，我們犯得上跟著瞎激動、瞎操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