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4/6頁）

真實的歷史就是以這副面貌出現的，禮儀之說經常僅僅是富足的時候所穿的一件華美外衣，衣服裏面的內容一經社會變動的陣仗就不會再有什麽對衣服的顧忌。很多人，在作為受害者的時候，容易引得旁觀者掬上一把同情的淚水，但是，假如機會以相反的面貌呈現在他們的面前，他們會猙獰得比任何野獸都要可怕。

話說回來，“揚州十日”之後的劫掠我們可以在很多著名的歷史事件裏看到相似的影子。比如明代的倭寇之患，事情的原委先避開不談，在“倭寇”人員的構成上，倒是漢人占到了相當大的比例，甚至，有些打著倭人旗號的武裝完全是漢人的海盜，正是這些人成為明代海防最可怕的敵人。又比如圓明園的遺跡，人們通常把這座華美名園的毀滅完全歸咎於英法聯軍，其實，在英法聯軍縱起的那場大火之後，陸續的多年之間，官軍、太監、草民、地痞流氓等，無不趁著國難當頭的混亂時刻從園中運出各種陳設，大小車輛在通往圓明園的路上往來不斷，正是這些人把圓明園變成了一座真正的廢園。

這些時候，自然會有人站出來，責備民眾的道德底限。但是，向更深處想來，是什麽造就了民眾如此這般的道德觀念？從“揚州十日”的那段悲劇看來，明政府顯然沒有善待它的子民，在長期專制體制的統治下，道德早已讓位給了權謀，這使得中國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謀略大國，幾乎對於所有人而言，都需要以謀略求生存，以心機求顯達，這樣的社會體制與社會傳統是淘汰那些正直純良之士的，而另一個人群，也如王秀楚那般凡事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在病態的專制體制與硝煙彌漫的亂世之間小心謹慎以求生存。另一面，這些國人也從沒有產生過對國家的真正的歸屬感，“國家”的概念對他們而言僅僅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政權，並且始終在剝奪著而非捍衛著自己子民的權益，那麽，“國家”興亡，為什麽要“匹夫有責”呢？從這層意義上講，如果作為現代人的我們並不責難那些冒著被哨兵槍擊的危險而翻過柏林墻的東德人，也不責難那些冒著被海水吞噬的危險渡海而去的古巴人，又怎麽去責難王秀楚之類沒有“忠於”他們祖國的明代百姓呢？

在《揚州十日記》裏，還有一段內容是發人深省的：當清軍剛剛進城的時候，王秀楚的鄰居們找楊來一起商議，準備一起設案焚香，恭迎清軍到來。這樣的舉措或許是出於無奈，但不由得不讓人想起古史當中對於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一些記載，如果我們相信那些資料的真實性，那麽，文王和武王的軍隊是被各地的人民翹首以盼的，所有的人都巴望著他們的仁義之師能夠盡快到來，推翻現有的統治者，並且取而代之。孟子曾經很生動地講說過這一則百姓如盼甘霖的歷史。我們無法確定孟子的話是否有所敷衍和誇大，畢竟他是要以這則史實來證明自己的政治主張。孟子主張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我們長期以來把這句名言簡化為“民貴君輕”，而忽略了中間的“社稷次之”四個字。而這四個字當然是不可忽略的，因為它們陳述了一則重要的思想：“社稷”（或者我們可以理解為“國家政權”）是要擺在“民”的後面的。也可以理解為：人民的利益大於國家的利益，甚至可以用現代語言發展為“人權大於主權”。在面臨主權問題的時候，有些人會持“主權問題大於一切”的論調，那麽，以晚明為例，王秀楚及其鄰人的設案焚香的舉動就是徹底的漢奸行為，應該被大加鞭撻。這樣一種說法很容易得到認同，因為清軍的揚州屠城確實是令人發指的暴行，但是，如果接受這一說法的話，孟子所謂的那些如盼甘霖的百姓們又處在什麽樣的地位上呢？如果秉承“主權問題高於一切”的論點，那麽，無論侵略者是殘暴還是寬和，都應該被一視同仁，都應該全力去反抗，但是，令人尷尬的是，民意往往並非如此。

對王秀楚等人而言，在決定是否設案焚香的時刻，新的統治者是殘暴還是寬和，他們還不是很清楚，但畢竟，明政府的腐敗已經讓他們嘗盡了苦頭，一個新的統治者雖然未必會是好的統治者，但也不一定就比原來的腐敗政權更加讓人難以忍受——就經驗來看，雖然清軍在攻城略地的時候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殘暴，但是，同時代的明軍與一部分農民起義軍的所作所為也並不比清軍好上多少，況且，大家也未必就要為晚明政府那樣一個統治集團盡忠，當前的問題，第一位的就是保住性命。

我們再來設想歷史的兩種可能：其一是，如果晚明政權維護住了對國家的統治，會是怎樣的一番局面；其二是，如果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得以順利地鞏固下去，又會是怎樣的一番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