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加賦”不是善政（第3/4頁）

韋小寶點頭道：“我明白了，原來明朝百姓造反，倒是做皇帝，做官的不好。”康熙道：“可不是嗎？明朝崇禎年間，普天下百姓都沒飯吃，所以東也反、西也反。殺平了河南的，陜西的又反；鎮壓了山西的，四川的又反。這些窮人東流西竄，也不過是為活命。明朝亡在這些窮人手裏，他們漢人說是流寇作亂。其實什麽亂民流寇，都是給朝廷逼出來的。”韋小寶道：“原來如此。老皇爺要皇上永不加賦，天下就沒有流寇了。皇上鳥生魚湯，鐵桶似的江山，萬歲萬歲萬萬歲。”康熙道：“堯舜禹湯，談何容易？不過我們滿洲人來做中國皇帝，總得要強過明朝那些無道昏君，才對得起天下百姓。”

看看，康熙要來個“永不加賦”，韋小寶趕緊吹捧他是“鳥生魚湯”。孟子是滿口“鳥生魚湯”的，也鼓吹民本思想，要讓百姓有好日子過。從孟子上段話來看，以前的賦稅額還真是很低，關卡和市場還都不收稅，不像後來。

終於熬到康熙爺，永不加賦，很仁政吧，很孟子吧？我看到有人評金庸說他把“俠”寫到頭了，康熙這個“永不加賦”就是最高的“俠”。

但是（無論什麽話就怕“但是”），歷史上，康熙雖然的確也說過這個“永不加賦”，可“我大清”卻沒能做到。不過，這只能說明人家反悔了而已，並不能說明清朝皇帝們做得不對。因為，“永不加賦”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意味著與民為善的。

我們一般人的想法裏，什麽樣的政府才是好政府——當然，這是指古代來說——是包青天陳州放糧，是康熙爺永不加賦，事實上，這種想法是比較片面的。

先拋開貪汙腐敗不談，就一個國家的財政稅收來說，不是稅收得少就能代表政府體恤民情，也不是稅收高了就意味著苛捐雜稅，這都是簡單化的理解，失之偏頗。古人也有這種偏頗，比如，古人很早就有過“藏富於民”的主張，認為政府別收太多的稅，錢在老百姓手裏攥著就挺好，等真有什麽軍國大事了，就讓大家一起出力。司馬光當年就是持這個看法的，在這一點上狠狠地攻擊王安石的變法。

“藏富於民”聽上去很先進，很合理，可問題是，政府的稅收水平如果太低，那些公共設施該怎麽維持？就看看現在我們身處的城市，修橋鋪路都是很花錢的，這些錢主要都是從稅收裏來。古代有人就指出過，政府某個時候把稅收提高一些，拿這些錢解決水利灌溉問題，解決防洪問題，那災民也就不會那麽多了，也省得總是開倉放糧了。

所以說，稅收到底是高是低，要在一個合理的尺度上，不能讓老百姓接受不了，也不能使政府沒有足夠的錢去搞公共設施建設。當然，如果是高稅收來給皇帝自己窮奢極欲，這另當別論。

然後，又得說到“與時俱進”這個詞了，稅收額度是要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變化的，時刻調整在一個最合適的位置，這才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一味認為藏富於民的政策好，一味認為低稅率好過高稅率，一味認為“永不加賦”是所謂仁政的，這都不對。

如果往復雜了說，這裏還有個權謀問題。如果我是地方官，而且有制定稅率的權力的話，我想讓老百姓對我感恩戴德，我會怎麽做？

如果我把稅率定高了，用這些錢做了很多公共設施建設，比如，把防洪工作做好了，以後不會有水災了。這樣呢，肯定沒太多人念我的好，還會有不少人嫌我收稅高，是個貪官，至於沒有水災了，既然沒有了，大家也就習以為常了。可如果我實行低稅收，大家一定都高興，我沒錢搞公共設施，那就不搞，等發洪水的時候胡亂張羅張羅，然後開倉放糧。這樣一來，我肯定就能得個清官的美名。

如果拋開權謀問題，單純一點兒來說，低稅收還存在著一個深層問題，那就是，低稅收的受益者究竟是不是底層老百姓？——這可真不一定呢。地主老財對政府上的稅倒是低了，可他們自己向佃農收的稅可不一定就跟著低了呀。現代經濟學就很注意這個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個問題涉及被課稅的商品的需求彈性，我們現在雖然說的是古代的事，但是，現代理論講的稅收的“轉嫁”和“歸宿”這兩個問題其實在古代社會就已經存在了——政府想給一些人減稅，可這些人並沒有得到好處；政府想給一些人（或商品）加稅，可加的稅卻被轉嫁到別人頭上了。所以，當政府想減輕老百姓的負擔、實行減稅政策的時候，這些問題都是要想清楚的，不見得減稅就是好，加稅就是壞，事情沒有那麽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