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人間佛國（第4/13頁）

但佛教如果想要大範圍地流傳開來，高僧們僅有學識、風度和口才還是遠遠不夠的，另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就是“神通”。從現實情況考察，如果一位僧人擁有了學識、風度和口才，還擁有一分神通的話，那無疑就具有了萬眾歸心的力量，然而，如果只有神通，卻並不具備學識、風度和口才的話，這倒也無妨。在傳說當中，高僧們幾乎永遠是和神通聯系在一起的，似乎不具備一些神通就不夠高僧的資格似的。從這一時期的史料來看，一些著名的高僧除了專心於佛法之外，或多或少地都要承擔一些為皇室與權貴的醫療和占蔔服務，也就是說，他們在一定程度上還擔任著皇室與權貴們的編外醫生和占蔔術士。

崇佛的梁武帝身邊就有這樣一位寶志（也作“志公”）大師，在他圓寂之後，梁武帝為他舉行了盛大的葬禮，並且親自撰寫悼詞，其中有“觀往測來，睹微如顯”的句子，贊嘆寶志大師高超的占蔔能力。梁武帝還在寶志大師的墓前興建了一座用於紀念他的開善精舍，這座開善精舍在後來改朝換代的動蕩中一直得到善待，明朝初年因為修建明太祖的孝陵，將之移至鐘山東麓，改稱為靈谷寺，該處“三絕碑”非常著名：吳道子畫的寶志像，李白作的像贊，顏真卿題寫，是為“三絕”。

既然後世僧侶們都能夠擁有如此神通，那麽，佛陀本人的神通廣大就更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了。而佛家既然認為“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那不就意味著人人都有可能獲得無上的神通嗎？於是，修煉成佛之舉也就具有了和道教宣揚的“羽化升仙”同樣的意義和誘惑力。

《世說新語·排調》裏記載了這樣一段對話：

何次道常去瓦官寺拜佛，勤快得很。阮思曠便對他說：“您真是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啊！”

何次道很是詫異，問道：“你今天是怎麽了？恭維我都恭維得沒邊了？”

阮思曠答道：“我想求得個地方長官的職位都還很難呢，您卻求成佛，這還不夠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嗎？”

這個故事雖然帶有諷刺色彩，卻說明了當時很多人對佛的理解——成佛基本上等於成仙。可這又是一個誤解，又是人們想當然地把佛理解成了自己心目中、期待中的樣子，而不是認識到了佛本來的面目。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性的弱點在這裏再次發揮了強大的作用——人們只相信他們樂於相信的事物，哪怕被相信的其實只是一個距離真相很遠的假相。

那麽，什麽是佛？

“佛”是我們對佛陀的簡稱，“佛陀”這個詞其實並非是專為釋迦牟尼而設的，而是在印度古已有之的，意思是“覺悟的人”。釋迦牟尼在這個世界中和我們一樣地生老病死，只不過因著他的“覺悟”，他擺脫了生老病死之“苦”，而不是擺脫了生老病死本身——正如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做到不貪戀生、不畏懼死，卻不可能做到“永生”或“不死”。

當“佛”被塑造成了一尊至高無上的“神”的時候，羅漢、菩薩這些稱謂也就自然緊跟著失去了它們原本的意義。當梁武帝在建康城裏舍棄皇位、去同泰寺出家的時候，這位“皇帝菩薩”說：“朕之視此，曾不如一芥。”這樣看來，在貪、嗔、癡三者當中，梁武帝至少已經消除了貪念，並且給全國上下做了一個很好的榜樣——雖然他幾次舍身同泰寺，卻又總被眾大臣以巨額金錢“贖”了回來，然後又繼續以血腥手段維護著他的皇權。

五

阿格尼絲還是小姑娘時，常常跟父親去散步。有一次，她問父親是否相信上帝。父親回答說：“我相信造物主的電腦。”孩子之所以記住這件事是因為這個回答很奇特。“電腦”這個詞很奇特，還有“造物主”，父親從來不說“上帝”，總是說“造物主”，仿佛他想把上帝的重要性局限於他的工程活動。造物主的電腦，人怎麽才能與電腦交流呢？於是，她問父親是否禱告。他說：“那就像電燈泡燒了向愛迪生禱告一樣。”

這是米蘭·昆德拉的小說《不朽》中的一段，它無疑可以成為一個獨立成章的寓言來給人種種豐富的啟示。愛迪生當年歷盡艱苦的思考和實踐終於為我們指出了一個獲得光明的有效方法，然而他自己卻絕對不是光明本身，如果不了解電燈怎麽開、燈泡怎麽用，而僅僅是把愛迪生的半身像供在家裏頂禮膜拜的話，我們永遠也不能指望電燈會因此而亮起來。

從另一方面來看，電燈的發展歷史同其他很多事物一樣，是一個不斷進步、不斷完善的過程，我們通常不會僵化到這個地步，即僅僅認為愛迪生當年發明的那種原始電燈才是“真正的”電燈，而後來出現的種種日光燈、節能燈都是“偽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