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 範仲淹為什麽能裸捐財產創辦NGO（第3/3頁）

為救“胎養令”之未及，南宋不少地方官員與士大夫又發起成立“社會化育兒公益基金”，叫作“舉子倉”或“舉子錢庫”。

許多研究者認為，南宋“舉子倉”是淳熙年間趙汝愚在福建率先創立的。趙汝愚的墓志銘記錄道：“閩俗，生子往往不舉。公創舉子倉，凡貧不能舉其子者，以書其孕之月而籍之。及期，官給之米，而使舉其子，所全活甚眾。”但實際上，“舉子倉”非趙汝愚首創，早在紹興五年（1135），由於福建路的建、劍、汀、邵四州“細民生子多不舉”，地方當局遂“逐州縣鄉村置舉子倉，遇民戶生產，人給米一石”。此為南宋“舉子倉”的先聲。

後來趙汝愚就任福建安撫使時，又上書朝廷，請求推廣“舉子倉”之制：“許令於民戶、寺觀絕產田並與住賣，召人承佃，將所收租利與安撫司所置客莊及常平、義倉錢米通融，以充一路食子之費。”獲得朝廷批準。自此，“舉子倉”廣布於福建路，如建安縣有舉子倉十所，甌寧縣有舉子倉二十六所，浦城縣有舉子倉十二所，政和縣有舉子倉十一所。福建路之外，當然也有舉子倉，如趙善譽在潼川路諸州設舉子莊：“以羨貲給諸郡置莊，民生子及娠者俱給米”。

依福建模式，“舉子倉”有固定的資金來源：一為沒官田產的租息；二為常平倉的撥款；三為民間富人的捐獻。賑濟標準一般是：每戶貧困產婦每產一胎，給米一石。一些設“舉子錢庫”的地方（如武平縣）則發錢若幹。

跟宋政府“胎養令”的財政補貼屬性不同，“舉子倉”實際上就是一個具有紳辦性質的公益基金。雖然“舉子倉”的普及有賴於地方政府的倡導、扶持與資助，但在“舉子倉”的建設過程中，更離不開地方士紳的支持與參與。主持“舉子倉”日常運作的通常也不是官方，而是地方士紳：“舉子倉亦倉也，然非官司所掌，其原出於鄉先生及鄉大夫。”地方政府一般只充任“舉子倉”的監管者。

如荊湖南路桂陽軍的“舉子倉”，其管理制度是這樣的：“軍委司法，縣委丞、簿充提督官；軍請寄居（指致仕居鄉的士大夫）一員，每鄉請誠愨、慈良寄居或士子一員，充收支官；軍令本學保明士兩員，每都（疑為縣）請謹審不欺士人兩員，充附籍官。婦人有孕五月，供報附籍官；至生子一日，赴收支官請米七鬥，周歲再支三鬥。……軍據提督月申，半年類聚申提舉司。”

翻譯過來，就是說，桂陽軍（軍為州一級政府）委派一員司法官擔任整個州郡“舉子倉”的監管官，下面每個縣則委派縣丞或主簿擔任該縣“舉子倉”的監管官；同時，州郡政府與各鄉“舉子倉”又分別聘請一位居鄉士紳任收支官，負責倉糧的收存與發放；州郡政府與縣政府再分別聘請兩名士紳任附籍官，負責審核和批準居民生育資助的申請與登記。懷孕婦女之家，在胎兒五個月大之後，可到附籍官那裏登記，申請補助；到孩子出生後，便可以拿著登記憑證到收支官那裏領米。請注意，“舉子倉”生育補助的申請與發放是分離的，由相互獨立的兩組人員負責。監管官按月檢查全郡“舉子倉”的申請與收支情況，並報告知軍。每隔半年，知軍再報荊湖南路的提舉司備案。應該說，南宋“舉子倉”的管理制度已相當完備了。

這一管理模式，可以概括為“紳辦官督”。這也是宋代諸多民間公益組織的常見管理模式，如史浩設立的鄉曲義莊（濟貧機構）、朱熹創立的社倉（農村小額低息貸款），均采取“紳辦官督”的方式。盡管南宋後期，“舉子倉”因管理不善、日久生弊而出現了種種問題，但我們必須承認，“舉子倉”制度的推行，讓無數嬰兒在降生之後得以免被溺斃、遺棄，稱得上“功德無量”。

貧民生子而無力撫養，政府與社會運用國家財政與公益基金助其養育，這是名副其實的“社會撫養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