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發生的“罷市”

我曾經以為“罷市”之類的劇烈抗爭，是進入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之後才出現的新鮮事物。實則是，中國早在先秦，《管子》中已有“罷市”的記錄，不過這裏的“罷市”乃是指停止經營，並未包含商民以此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意義。但商民出於抗爭之目的而發起的罷市，至遲在唐代後期就開始出現了。

“安史之亂”後，唐德宗年間，朝廷由於長年與藩鎮交兵，國庫日漸空虛，以致連軍費都快掏不出來了。怎麽辦？當時的宰相盧杞與度支使（財政部長）趙贊等人一合計，覺得“貨泉所聚，在於富商”，那些富商太有錢了，現在國家有難，不找他們找誰？於是乎，大唐的官府派出京兆尹、長安尉等官，帶人去找長安的商人，名義上叫作“借錢”，實際上就是搶劫。史書便是將這次“借錢”比擬為“搶劫”：“京師囂然，如被盜賊”。大唐官員公然“搜人財貨”，哪個敢說半個“不”，便抓起來拷打，有人因為“不勝鞭笞，乃至自縊”。一番搜刮下來，官府總共才“借”到八十八萬貫，遠未達到預期的目標——可見唐時長安的商人實在不怎麽富有——官府又要求凡典當交易、粟麥糶賣，必須繳納稅率為25%的附加稅。

面對官府的這般盤剝，自縊自然是沒有什麽用的，長安的商家終於做出了集體性的抗爭——全城罷市，還“相率千萬眾邀宰相於道訴之”，將宰相盧杞盧大人請到路上控訴，盧杞控制不住局面，只好“疾驅而歸”。事情最後驚動了皇帝，德宗迫於民間壓力，不得不下詔制止官府的“借錢”、加稅。

北宋初年，京師汴梁也發生過一次罷市，罷市的原因還是官府的勒索。宋時，官府要向商鋪采購“官物”，有些商人因為貪圖官錢，便在跟官府交易的時候報高價錢，當然，這個虛報的價錢也不可能高到諸如“一盞吊燈1200萬”的天價，但畢竟違反了當時的法規。有個叫作史珪的馬步軍都軍頭（類似於刑警隊長），品性“粗暴無識，妄恣威福”，暗中叫人到市場上調查，記下那些跟官府有過交易的商鋪，然後上門抓人，說他們“欺罔官錢”，要麽接受罰款，要麽送上衙門。汴梁商人忍無可忍，發起罷市，“廛市之間，列肆盡閉”。宋太祖得悉此事，下了一道詔書，表明朝廷對之前曾有虛報價錢行為的商家，將既往不咎，“特與免罪，不許論訟，如是有人更敢言告，以其罪罪之”。總算堵住了史珪之流的生財之道。

北宋末年的徽宗朝，這是宋代比較昏暗的時期，長安也罷市了。其時得寵的宦官童貫宣撫陜西，有“便宜行事”之權，他看到長安物價騰貴、錢幣貶值，便有心要平抑物價，“欲力平之”——以我們的經驗，大概可以判斷童貫這麽做是為了撈取政績。下面掌管財政、賦稅、貿易的官員（計司）“承望風旨”，覺得這是討好童大人的大好機會，於是主動出來降服物價。但他們又沒有學過經濟學，只知道迷信權力的力量，想出來的招數是出台規定，要求各商鋪“取市價率減什四”，即一律降價40%，“違者重置於法”。結果，“民至罷市”。

作為商民表達利益訴求之行動的罷市出現在唐宋之際，我不認為是偶然的歷史現象，從中我們可以找出一正一反兩大歷史成因。

“正”的因素是市民階層的形成、商人力量的增長。唐代在“安史之亂”以後，束縛市場發育的坊市制逐漸瓦解，開始生成市民階層。到了宋代，市民——“坊郭戶”列為法定戶名，預示著市民階層已成為一個獨立的群體亮相歷史舞台，而且，商品經濟的發達也促使宋代的商人力量不斷成長，作為商人組織的行會便是出現於唐而壯大於宋。唐宋時期的行會又叫作“團行”，“市肆謂之團行者，蓋因官府回買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為團行”。上面幾次罷市的具體動員、組織過程，史料語焉不清，不過我想，團行應該在其中發揮了發起或聯結的作用。

“反”的因素是官府或官員對商民的壓迫。不管是中唐的長安罷市，還是北宋初年的汴梁罷市、北宋末年的長安罷市，其直接的誘因都是因為商人不堪忍受權力的勒索或壓制。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在傳統社會，盡管已經出現了相當活躍的商品經濟、不斷壯大的商人群體、涵蓋各行業的行會組織，不過社會結構還是表現為國家權力獨大的結構，商人許多時候難免淪為權力盤剝的對象。倘若商民力量弱小而分散，也就罷了，受了盤剝大概只能忍氣吞聲；但唐宋之際，市民階層、商人群體畢竟已經成長起來，並且有了聯合彼此的行會組織，當他們受到難以容忍的壓迫時，就容易采取一致的集體行動相抗爭，包括罷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