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如何對付“販賣人口”？（第2/2頁）

我們知道，中國現行法律對人販子的處罰較重，對買家卻幾乎不處罰，因而不少法律界學者都在呼籲修訂刑法，加大對買方的懲罰力度（本文完成後，得悉刑法修正案草案二審稿擬對收買兒童者一律追究刑責）。而按宋朝立法，如果你明知這孩子是被拐賣的，卻掏錢買下來，那麽你也要負刑事責任：“諸知略、和誘、和同相賣，及略、和誘部曲、奴婢而買之，各減賣者罪一等；展轉知情而買，各與初買者同；雖買時不知，買後知而不言者，亦以知情論。”買家的罪責比人販子減一等。對藏匿被拐人口的交易中介，法律也會給予嚴懲：“其知情引領牙保，若藏匿被略誘者，依藏匿犯人法。”

那些被略賣的兒童、婦女，一經發現，即由官府解救出來，送回原來的家庭，如宋太宗時的一道立法規定：“驗認到（被略賣）人口，便仰根問來處，牒送所屬州府，付本家。仍令逐處粉壁曉示。”宋仁宗時，“湖南之人掠良人，逾嶺賣為奴婢。周湛為廣東提點刑獄，下令捉搦，及令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余人，還其家，而世少知之。”廣南東路提刑官周湛破了一個大案子，解救出被拐人口2600余人，送他們回到各自的家庭。

政府出錢贖回被賣兒童

除了不合法的略賣、和誘人口犯罪之外，宋朝社會還存在一種無奈卻合法的販賣人口行為：貧困家庭由於無力撫養未成年人口，只好將自己的孩子賣掉。如《夷堅志》講述的一則故事：北宋末，有一漂亮少婦，“在民家生二子，荊楚歲饑，貧不能自存，其夫鬻之於田氏為侍兒。”

如果按照今日某些“奧派”公知的說法，這叫作“兒童撫養權的流轉”，應該受到法律的承認與保護，因為承認兒童撫養權可以自由轉讓，才可以杜絕拐賣兒童的黑市。

宋朝當然不可能像今日“奧派”公知那樣懂許多經濟學名詞，不過其人文關懷卻可以將“奧派”公知拋出一百條街。在宋朝人看來，因為貧窮而賣掉自己的孩子，盡管談不上犯罪，卻無疑是骨肉相離的人間悲劇，況且這些孩子一般都是被買去當奴婢、童工。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不應該對此不聞不問，宋朝的舉措是——動用公帑替那些貧困家庭贖回孩子。“贖買”的幹預方式，也意味著宋朝默認這種人口交易為合法，只是非常不人道。

讓我們來看幾個事例：《宋史·太宗本紀》載，淳化二年（991）七月，太宗“詔陜西緣邊諸州饑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贖之。”這件事在範仲淹的文章中也有記錄：“臣聞淳化中，太宗皇帝以邊戶饑荒，多賣人口入蕃，頗憫惻之。特遣使以物貨收贖，各還父母。”大中祥符三年（1010），宋真宗亦下詔：“前歲陜西民饑，有鬻子者，官為購贖還其家。”

由於許多被父母賣出去的兒童都被官府贖回，導致不少人家均不願意再掏錢收養孩子，因為收養後被官府發現，又會被贖回去，盡管經濟上或無損失，卻白白浪費了工夫。明道元年（1032），便有臣僚向仁宗皇帝提議，應默許民間的人口交易：“比詔淮南民饑，有以男女雇人者，官為贖還之。今民間不敢雇傭人，而貧者或無自存，望聽其便。”這裏的“以男女雇人”，實際上就是將家中的孩子賣給有錢人家當奴婢，否則官府也沒必要代為贖回。

宋仁宗盡管批準了這位臣僚的建議，但宋朝為貧者贖回被鬻子女的政策並未停止。慶歷八年（1048），河北瀛、莫、恩、冀等州歲饑，民多鬻子，宋仁宗“賜瀛、莫、恩、冀緡錢二萬，贖還饑民鬻子。”南宋隆興元年（1163），宋孝宗也有詔曰：“中都、平州及饑荒地並經契丹剽掠，有質賣妻子者，官為收贖。”

對於實際上被販賣的宋朝兒童數目來說，宋朝的贖回政策可能是杯水車薪。但，官府出於仁者愛人之念，為貧困人家贖回無奈賣掉的孩子，無疑正是大宋文明的閃亮之處。我見聞有限，不知其他王朝是否也有類似的人道主義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