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輯 千年前若有諾貝爾獎，澶淵之盟可獲和平獎

宋太祖勒石立誓與明太祖鑄鐵示禁

據宋人筆記《避暑漫抄》記錄，宋太祖趙匡胤曾勒石立誓，將石碑鎖置太廟中，後世嗣君即位，必須入而跪讀：“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無獨有偶，《明史》記載，明太祖朱元璋也曾鑄一鐵牌，置於宮門中，上書禁令：“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

人們常常用“白紙黑字”來表示成文法效力之不可抵賴，不過宋太祖與明太祖還擔心，戒律寫在紙上尚不足以警示萬世，所以勒於石上、鑄於鐵上，以彰其不容更改、不得遺忘之地位。值得玩味的是，盡管同為開國君主鄭重其事所立的“祖宗之法”，但它們被後世嗣君遵守執行的情況，卻是有雲泥之別。

公允地說，宋太祖的繼任者都難能可貴地做到恪守祖宗遺訓，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雖說兩宋也有不爭氣之君，但始終未興文字獄，文臣能獲得比較優厚的政治待遇，以及相對寬松的議政空間。宋代大詩人蘇軾，因為不滿王安石變法，寫了幾首諷刺新政的詩，結果受新黨小人構陷，惹出一個“烏台詩案”來，但也只是被貶謫黃州，沒有殺頭。當時的宰相王珪曾向神宗皇帝告黑狀：“軾有不臣意。”因為蘇軾《詠檜》詩中有“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之句，分明是在忿恨皇上不知己，欲將心跡托與“地下蟄龍”嘛，這還不是“不臣之心”麽？幸虧宋神宗並不糊塗，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王珪才無言以對。要是換在明朝，就算蘇夫子項上長著十顆人頭，也是不夠砍的。

明太祖說得鏗鏘有力的“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則很快成了明代最大的政治謊言。這一戒文是洪武十七年鑄成鐵牌立於宮門的，但朱元璋的兒子朱棣篡位登基後，很快就給予“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時距鐵牌鑄成之日，也不過二三十年光景。事實上，明代的內臣（宦官）不僅幹預政事，而且是大面積、持續性的幹預政事，正統朝有王振亂政，挾皇帝親征瓦剌；成化朝有汪直專權，時人竟“只知有太監，不知有天子”；正德朝的劉瑾權焰尤熾，大臣的奏章都要抄寫兩份，先送劉瑾，然後才送通政司轉給皇帝，人稱劉瑾為“立皇帝”；天啟朝的魏忠賢更是權傾朝野，自號“九千歲”，“自內閣六部，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明朝太監之臭名昭著，比之東漢與晚唐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為什麽宋太祖勒刻在石碑上的政治遺囑能獲得嗣君的遵守，明太祖鑄注於鐵牌上的政治遺囑則被子孫當成耳邊風呢？是石碑比鐵牌更能昭示“祖宗之法”的“憲法”地位嗎？當然不是。是因為朱明皇帝比趙宋皇帝不成器嗎？也不盡然。我認為，最為深刻的原因隱藏在宋明大異其趣的權力結構中。

宋代的權力結構，體現了比較典型的“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色，君主是天下的主權者，但具體政事則歸由士大夫組成的文官集團執掌，用宋人的話來說，君王“攬權不必親細務”，“權歸人主，政出中書”。換成現代的說法來形容，這是一個可以相互制衡的二元分權結構。盡管這一分權模式在實際執行上可能會打折扣，但宋代文臣對於皇帝繞過宰相直接發號施令的行為，確是不以為然的，“不由鳳閣鸞台，蓋不謂之詔令”。也敢於公開抵制，“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這不是因為宋代的官僚膽子特別大，而是宋代文官集團在權力結構中的法律地位使然。

顯然，在“權歸人主、政出中書”的分權結構下，宋代的皇帝相對而言，受到更多的約束，很難做到專權獨斷、為所欲為，即使一時性起，意欲拿文臣祭刀，往往也通不過官僚集團這一關。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還是那個不殺蘇軾的宋神宗，有一次批示要將某大臣斬了，次日臨朝，神宗問宰相蔡確：昨日批出斬某人，已執行否？蔡確說：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認為陛下不可破例。神宗沉吟了半晌才說：那就刺配遠邊吧。這時副宰相章惇站出來說：士可殺不可辱。神宗很不高興地說：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說：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天子貴為九五之尊，竟也做不得“快意事”，這豈是後世的皇帝如朱元璋之流所敢想象的？史書上說宋代皇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每事付之外庭，采於公論，左右便嬖，絕不預政”，這固然反映了皇帝本人的大度與自律，更是彼時君王權力能大體上受到官僚系統制約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