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若有諾貝爾獎，澶淵之盟可獲和平獎

我曾寫過一篇遊戲文字，想象假如一千年前就有諾貝爾獎，會有哪些中國人獲獎。其中，我設想：簽訂“澶淵之盟”的大宋皇帝趙恒與遼國太後蕭綽，可以當之無愧的獲得十一世紀初葉的諾貝爾和平獎。我還煞有介事地虛擬了一段頒獎詞——“澶淵之盟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國際關系：和平相處，平等交往，雙邊貿易。並以締約的形式確立雙方的權利、義務。未來西方民族國家主導建立起來的近代國際關系，其文明含量也沒有超出澶淵之盟的框架。”

當然，我知道會有許多人不同意我的觀點。一些朋友可能會習慣地認為，澶淵之盟是“城下之盟”，是一份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和約。究竟是不是這麽回事，我們來看看當時簽訂盟約的時代背景以及盟約的具體條款就知道了。

澶淵之盟訂立的背景，是遼朝大軍進攻宋境，卻在瀛州遭遇宋軍頑強抵抗，導致“死者三萬人，傷者倍之”，又在澶州城下被宋軍射殺了先鋒大將蕭撻凜，失利之下，遼朝方面先有求和之心，“令王繼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頓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換言之，宋朝是在打了勝仗的情況下，願意停兵與遼朝談判，並作了讓步，終於達成和議，訂立澶淵之盟。這跟城下之盟的性質是不一樣的。“城下之盟”語出《左傳·桓公十二年》：“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是指兵敗後迫於無奈而簽訂的屈辱性條約。而宋朝跟遼朝立盟，並非因為戰敗，迫於敵人兵鋒而忍辱求和，而是不欲兩國長年征戰，希望達成長遠和平。

澶淵之盟也沒有屈辱性的條款。根據盟書以及後續約定，宋遼兩國達成的重要協議包括：

一、宋遼雙方約為“兄弟之國”，地位平等；

二、宋朝每年給予遼朝歲幣十萬兩銀、二十萬匹絹，“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

三、雙方大致按占領現狀劃清領土邊界（宋朝堅決不割地），在國境線立下“石峰”（相當於今天的界碑），“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

四、約定兩國互不單方面增加邊防武裝，“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

五、約定雙邊司法上的合作，“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類似於罪犯引渡協定；

六、兩國在邊境開設榷場，開展貿易。

宋朝與遼朝“建交”之後，在長達一百余年的來往中，還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外交”機制，包括：

一、設立“國信所”，有點像現代國家的外交部，負責選派外交使團、接待外國使節、保管外交文書與禮物。

二、每逢重大節日或是皇帝、太後壽辰，兩國互派使臣前往祝賀。一國若遇上國喪，另一國也會派人吊慰。不管是慶賀還是祭吊，雙方通常都會互贈禮物。

三、一方若要征討第三國，也需要遣使照會對方，以期達成“諒解備忘錄”。

四、兩國若發生利益糾紛與局部沖突，都通過派遣代表談判解決，不致誘發戰爭。

許多人之所以認定宋朝簽訂澶淵之盟為“喪權辱國”，想來應該是因為盟書約定了宋朝每年要給予遼朝歲幣。但從歲幣的性質來看，它不是戰敗國的戰爭賠款，十九世紀鴉片戰爭以降，清政府對西方列強支付的銀子，才是屈辱的戰爭賠款。歲幣也不是藩屬國的納貢，宋朝對歲幣的交割形式，也盡力避免給人納貢的印象：“更不差使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毋寧說，歲幣其實是發達國家對經濟落後國家的資助：“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類似於今天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援助。

從成本—收益的功利角度來看，每年十萬兩銀、二十萬匹絹的歲幣支出，也是收益遠大於成本的劃算買賣。以宋朝龐大的財稅收入，區區二三十萬兩銀的開銷並不構成什麽負擔。由於宋朝對遼朝的貿易長期處於“出超”地位，每年的歲幣基本上又流回宋人手裏，據日本漢學家斯波義信的估算，宋朝通過對遼貿易，每年可獲八十萬貫的順差，數額超過送出去的歲幣。

宋朝人自己也曾做過一番成本—收益計算，結論是“雖每歲贈送，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歲遺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歲幣支出只相當於戰爭損耗的百分之一。財物的損耗還是小事，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宋遼征戰，勢必有無數的軍人與平民要死於戰火。而澶淵之盟訂立之後，至宋朝與女真秘密訂立海上之盟之前，兩國實現了一百余年的和平，其間盡管有糾紛，有局部沖突，有勾心鬥角，但基本上都是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並沒有引發戰爭。單憑這一點，澶淵之盟的簽訂者就完全有資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如果那時候就有諾貝爾獎的話。要知道，現代國家創設的國際組織、機制、協約，還未有能夠維持一百年和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