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登州版“潘金蓮”殺夫案（第3/4頁）

美嬌娘輕披薄衣起床，隨著司馬大人來到書房，在司馬光面前搖來晃去秀身材，並開始言語挑逗司馬君實，嬌柔嗔聲地說長夜漫漫無心睡眠，怎麽相公你還在看《中丞》這等無味的書，陪人家聊聊天嘛。

司馬光不解風情一臉正色說，錯，大錯特錯，中丞是官名不是書名，和美女討論起了學問。

美嬌娘最後不得不失望而歸，給司馬先生留下了木頭呆瓜的定論。

外來妹釣不動司馬光這頭大魚，張氏心想莫非老公喜歡家裏人，便讓身邊的侍女出馬，再次上演美人計。

結果一樣，司馬光還是做柳下惠坐懷不亂。

張氏失望了，知道司馬家傳後無望，自己將來到了陰府無顏見公婆。

終其一生，司馬光冒著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罪名，恪守著自己不納妾的承諾，最終和自己的老板趙禎一樣，沒有子嗣，最後只能在族中尋一子侄（司馬康）延續香火。

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司馬相公的“拗”。

拋開政治理想（在嘉祐時期兩人都未走到北宋帝國政治舞台中央時這個因素可以忽略），同樣的品行、才華、個人興趣，司馬君實和王介甫這樣的兩個人想不成為朋友都難。

從嘉祐時期的宋人賜給他們的共同雅號——“嘉祐四友”（另外兩位是韓維、呂公著）上看，就不難看出他們的關系。

後來大量的雜談野史證明了，嘉祐年間，東京的朝堂外，王、司馬、呂、韓等人常常聚會於東京的各種高档會所，構成了一個精英文化群體。

在仁宗朝，特別是嘉祐年間，王安石進京後，四人“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罕得而預”。

盡管日後王介甫司馬君實對於當初兩人曾經的親密關系欲蓋彌彰，王安石說我和君實的交情還是比較深的，只是兩個人看問題的視角和處理方法經常不同，難免有爭執。

在洛陽閉門修書的司馬光話語卻有些酸，說王介甫素來對我淡漠，和他不過是普通同事關系，僅此而已。

決裂後的冷漠並不能掩蓋當年的熱情。

且不看王安石每作一新詞，司馬大人熱情應和（如《明妃曲》），遊吟唱和間，司馬光微醉時也揮筆寫下《和王介甫烘虱》這樣風趣的戲謔之作：“但思努力自潔清，群虱皆當遠逋播。”意思說哥們你那個人衛生也該清理清理了，別老帶上虱子和我們做朋友。

這樣調皮輕快的作品在司馬光的一生中很少見，裏面包含著“嘉祐四友”當初怎樣的快樂時光啊！

當年輕的趙頊成為北宋帝國的新東家後，尋找合適的大掌櫃成了他的當務之需，這時，有人開始不停地在他的耳邊提起了王安石的名字，而一向老成的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那句總結性評語更是徹底打動了他。

司馬光說：“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余，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鹹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鹹被其澤矣。”

司馬光余生不知有多少次為當初他作出的評價而後悔，但是，當初的贊美卻出自肺腑。

王安石對司馬光亦是崇敬推重有加，嘉祐六年司馬光的堂兄司馬沂逝世，墓表司馬光沒請別人，就是王安石，架子向來大的王安石沒有推辭，寫了篇情真意切的墓表，面子是給誰的大家都知道；嘉祐六年王安石任制誥，其間王介甫擬寫過四篇給司馬光升官的詔書，裏面全是對司馬君實的贊美：“操行修潔，博知經術，庶乎能以所學施於訓辭；文學行治，有稱於時，政事藝文操行之美有聞於世。行義信於朝廷，文學稱於天下。”

給司馬光的贊美，王安石從沒有覺得肉麻，那亦是來自王介甫的一片真心。

那時他們都不知道在以後的歷史舞台中，他們將會水火不容，“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

這一切是怎樣開始的呢？垂暮之年的二人回憶起往事，都不約而同地想起了當年的登州小雲案。

三

在這場辯論賽中，王安石站到了許遵同志的一邊，他拋出的觀點和許大人差不多——“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這是皇帝之前發過的敕令。

而司馬光則是戴著老花鏡翻出《宋刑統》法條——“於人有損傷，不在自首之例”。

很明顯，司馬光已經避開了小雲殺“夫”這一重大爭議，他顯然意識到小雲是服孝期間被強配的案情，如再強調小雲殺夫這一事實，必然會讓對手抓住把柄。

祖宗之法大於天，《宋刑統》上黑紙白字寫著，是抹不掉的。

對案情的討論很快變成了另一個法理爭執——國家的法律大還是皇帝的敕令大，發生矛盾沖突時誰具有優先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