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叛國案件”審判與大清洗的高潮（第3/9頁）

偵查人員經常偽造審訊筆錄。葉若夫也不得不承認這點。他在1937年3月3日的黨中央全會上說：“我應該坦率地說，有這樣一種做法：在讓被告簽字之前，偵查人員先把筆錄審查一遍，然後呈送上級首長，重要的筆錄甚至要稟報人民委員。人民委員做出指示，說應該那樣記錄，而不是這樣。然後讓被告在筆錄上簽字。”^[84]

內務部為制造恐怖活動的證據，隨意編造事實。它迫使曾在外貿部工作過的愛德華·格裏茨曼承認他在1932年11月因公出差到柏林時，曾秘密前往丹麥的哥本哈根，在一家名為布利斯托裏的飯店裏，“當面”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必須除掉斯大林，必須挑選合適的人去完成這件事。”蘇聯政府還將格裏茨曼的上述供詞作為“反革命恐怖活動”的罪證予以公布。丹麥官方報紙《社會民主》報立即做出反應，發布一條消息說，“布利斯托裏飯店已於1917年因大樓拆除而關閉了，蘇聯政府卻說什麽格裏茨曼1932年在該飯店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這純屬虛構”。內務部只好不再提及此事，但仍指控季諾維也夫分子接受托洛茨基指示，組織暗殺斯大林。^[85]

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多次遭逮捕、審訊、單獨監禁、流放、囚禁。在這一輪的預審和庭審期間，他們在精神和肉體上又備受摧殘，被折磨得心力交瘁。他們開始對指控抱無所謂的態度，都予以“承認”。加米涅夫在庭審時說，他承認自己有罪，這並非因為有不利於他的罪證，而是“因為我既然被捕而且被指控犯有這一罪行，我就認罪”。季諾維也夫在給斯大林的便函中寫道，“我知道，不論怎麽說，我的肉體存在也為時不久了。我本人覺察得到，也懂得，我的體力每個小時都在迅速地、無可挽回地枯竭下去，而且在我發生此事之後，也不可能有其他結果”。^[86]

1936年1～8月，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進行預審。在預審尚未結束、庭審尚未開始的時候，葉若夫於7月底將一封預計發往各地方黨委員會的秘密信件草稿呈交斯大林審閱。斯大林作了修改和補充，他將標題由《關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反革命集團的恐怖活動》改為《關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革命聯盟的恐怖活動》，把被告說成是組織嚴密的聯盟參加者，從而加重了他們的罪責。聯共（布）中央於7月29日向各地方黨委員會發出這封秘密信，信中斷言，“季諾維也夫分子在從事恐怖主義勾當時，與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結成了直接聯盟”。“謝爾蓋·米龍諾維奇·基洛夫就是由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聯合總部的決定而被暗殺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革命聯盟聯合總部的基本的、主要的任務，是謀殺斯大林、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基洛夫、奧爾忠尼啟則、日丹諾夫、柯秀爾、波斯特舍夫等同志”。^[87]

這封秘密信發出後不久，維辛斯基就擬好起訴書的初稿，並呈報斯大林。原稿中的“根據列·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在聯合總部的直接領導下，1934年12月1日對謝·米·基洛夫同志進行了兇殘的暗殺”，被斯大林改為“根據格·季諾維也夫和列·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88]還添加格·耶·葉夫多基莫夫等4人為被告。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廳審判長烏爾利赫將判決書呈送給在斯大林休假期間代行其職務的卡岡諾維奇。後者也隨心所欲地作了修改。}

1936年8月10～14日對所有被告宣布偵查結束，但是未讓被告了解偵查材料。8月19～24日，最高軍事法院軍事審判廳在莫斯科工會圓柱大廳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葉夫多基莫夫、姆拉奇科夫斯基^{[89]、斯米爾諾夫等16人進行公開審訊。審判長烏爾利赫宣布開庭，並聲稱“所有被告都拒絕請律師”。國家公訴人蘇聯檢察長維辛斯基宣讀了起訴書，指控被告犯有殺害基洛夫和準備殺害斯大林及其親密戰友的罪行。但是所有的控告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認”上，沒有任何物證或文獻來證實。被告幾乎千篇一律地供認了這一罪行。但斯米爾諾夫否認自己犯有上述罪行。}

8月24日淩晨，軍事審判廳判決季諾維也夫等人犯有如下罪行：

（1）根據列·達·托洛茨基的指示，組織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恐怖總部，目的是殺害聯共（布）和蘇聯政府領導人；

（2）通過列寧格勒秘密恐怖集團，策劃關於1934年12月1日實施對謝·米·基洛夫的兇殺；

（3）建立一系列恐怖集團，預謀殺害約·維·斯大林、克·葉·伏羅希洛夫、安·安·日丹諾夫、拉·莫·卡岡諾維奇、格·康·奧爾忠尼啟則、斯·維·柯秀爾和帕·彼·波斯特舍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