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 相撲真的很日本

相撲作為日本的國技流傳千年，從比賽的規則到選手的服裝，處處都帶有鮮明的日本特色，體現出日本的特色。但是，真正讓日本人從心底裏認同相撲的國技地位的，卻在相撲的特點中。

相撲的排名表，是從中間分開成東、西兩個陣營。如果只有一個橫綱，就排在右邊的東陣營；如果有兩個橫綱，就根據他們的對戰成績，把勝場多的排在東邊。這樣看起來，其實相撲爭的並不僅僅是個人成績，而是作為東、西兩個陣營的總體較量。橫綱之下的大關更是這樣，一般會同時存在好幾個大關，其中誰強誰弱並沒有明確的標準。

這就是很多歐美人看不懂日本相撲，甚至認為相撲根本不是體育運動的原因。在歐美人看來，運動是一定要分出勝負、決出絕對的強者的。看看奧運會和各種國際比賽，哪個不是有清晰明確的從上到下的排名？除了極個別情況，不會有並列的現象存在。而這種曖昧的並列，在相撲的世界裏卻是司空見慣的。而且，相撲比賽中不會安排來自同一個相撲部屋的相撲力士之間角逐，這在追求個人榮譽和排名的西方人的觀念中也是很難想象的。

這種排名規則本身就很日本，可以映射出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日本人從古代就強調“和”，社會上人與人之間不是要相互競爭而是要相互協作，以力求穩定。政治上，日本曾經流行但目前也沒有本質改變的，就是密室政治現象。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遇到大的事情需要做決斷時，並不是通過真正意義上的全體投票，而是由幾個政治大佬通過幕後協商就做了決定。日本的最高行政官員總理大臣也從來沒有一人獨大，他的所作所為、所言所語，無不是經過黨內幾個強力派系大佬協商的結果。所以日本政治從來沒有絕對的強人，只有相對強大的派系。任你個人再出類拔萃、再能力超群，沒有派系在背後支持，你想要出頭根本就不可能，因為日本政壇的遊戲規則就是這樣，或者說這樣的遊戲就是日本政治本身。

日本的企業界也是一樣。在公司裏社長是個擺設，幾個實力派碰下頭就決定公司政策的情況非常多。公司內部也像個政黨，會有不同的派系。下面的人為上司賣命，遇到手下解決不了的困難上司就出頭，手下犯了錯誤也要由上司頂著。這個上司如果升職，他手下的小弟就跟著“雞犬升天”，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共同體。我們在這裏看到的不是個人升遷，而是集團的整體變動。

雖然棒球是日本最流行的運動，但體操、遊泳、足球也都很有人氣，日本人還發明了柔道。相撲脫穎而出又被奉為國技，原因可能就在於，相撲的排名表並不是真正的實力排名，到底誰是絕對的第一沒人說得清。分出東、西兩個陣營，詳細規定了從上到下的10個等級，都是為了既能保持競爭性又能一團和氣。重視對傳統的遵循和保護，同時也在現在的世界中盡力生存。日本人對秩序和競爭的理解，日本這個從古代走到今天的社會，其特點在相撲的世界裏得到了完美的呈現。

《黑化的霓虹娘》

我覺得日本古代一直存在著一種所謂的被害妄想症，老覺得自己很小很弱，不願意讓別人離它太近。覺得離得太近，你打我怎麽辦？我是一個小國啊，我一共就十個城市，萬一你占一個，那十分之一就沒了。這是日本被害妄想症的一個開始。

到了明治維新以後，他們覺得像日本這麽弱的國，得帶著旁邊的弱國一塊玩兒。所以，他們就想到了近鄰朝鮮，覺得兩個弱國在一起，就不怕人欺負了。

“征韓論”的“征”字一直有很多爭議，“征”其實就是日語的“行く”。“行く”有“走”這個意思，所以一些史學家認為“征韓論”中“征”的意思是日本去朝鮮，讓它開國。其實日本派過好幾次這種“友好使節”，和朝鮮的統治者說，希望他們開國。後來，日本看見中國也成了一個弱國了，就想那咱兄弟仨一塊對抗洋人入侵吧。

中國其實從一開始，第一是不相信，第二是不屑於跟日本合作。這又形成了後來日本的亞細亞主義，近代叫作“興亞論”，也就是復興亞洲。“興亞論”跟人們熟知的“脫亞論”完全不一樣，“脫亞論”是說要謝絕亞洲的“惡友”，要交一些西洋人這樣的“文明人”。“脫亞入歐”的源頭是一篇於1885年3月16日在《時事新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叫作“脫亞論”。這篇文章沒有署名，在當時影響力也非常小，而且是沉寂了幾十年才被日本史學家挖出來。然後日本左翼的史學家一看，覺得可以借此批判日本當年的軍國主義，說原來日本的軍國主義從那時候就開始了，就把“脫亞論”當作那個時代的一個主流。但實際上那個時代的主流反而是“興亞論”。當時日本成立了一個組織叫“興亞會”，而福澤諭吉正好是“興亞會”的顧問，而且事實上李鴻章之子李經方正是中方的顧問。所以這種思想在日本其實受到了很多的關注。而福澤諭吉也做出了很多貢獻，比如說他支持了朝鮮的近代化改革運動，幫助他們派遣了一些人，幫他們辦報紙，改革朝鮮的文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