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入“敵档”（第2/3頁）

出自傳教士之手的這批照片，其最具價值的，還是以異質文化的視角來打量中國人傳統生活起居的那些。不要說那時中國人很少有照相機，即便有，他們對這類司空見慣的生活場景與細節，也往往習焉不察，不怎麽去留意，他們更關注的，或者說更引起他們好奇的，反而是西方的新潮時尚和新奇物件。因之，這批極富社會學眼光的影像記錄，便尤其珍貴。

圖五，為一便裝清朝地方官員，站在一所有著玻璃門窗的平房前，面對傳教士的照相機鏡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和強扮的微笑。煙台開埠較早，當地的官員少不了與洋人（自然也包括傳教士）打交道的機會。普魯伊特女士在她的書中也提到，遇到突發的事變，他們也會主動求助於當地的官府，多少都能得到一些幫助，可見盡管有民眾的誤解與敵視，但教會組織與當地的官府還是保持了良好的關系。順便說一句，《往日瑣事》的作者普魯伊特女士傳教的地域及時段，與這批照片大致上是吻合的，書裏的描述為理解這些照片提供了難得的背景信息。只是這本書的中譯本，是在我接觸到這批照片多年以後才出版。

圖一 20世紀初，山東煙台一外國教會開辦的育嬰堂。

圖二 20世紀初，山東煙台的一間教會印刷所。勞作其間的少年，有幸成為當地最早掌握西方印刷技術的一批中國人。

圖三 1920年代，山東膠東農村出殯的場面，儀仗隆盛，極盡鋪排。

圖四 20世紀初，山東膠東鄉村的戲台與演出。

官員身後那排用作辦公抑或住宅的房屋，看上去已經有些陳舊。這種樣式與格局的平房，後來又沿用了好多年，從北洋到民國，再到共和國的地方官員，說不定都曾在這座門裏出出進進過，只是服裝由長袍馬褂換成了中山裝或西服而已，其神情狀貌則大有似曾相識之慨，比如照片上這位仁兄的表情，就很容易讓人想到時下的某些“公仆”。

羅蘭·巴特在述及肖像照片的神情相貌時，似乎更強調“血統”的影響，他認為“血統透露出來的身份比世俗身份更鮮明，更引人注目，也更可靠”。他還引用普魯斯特評價波利尼亞克王子（查理十世的首相之子）死後相貌的話，說：“他的臉依然是他那個家族的臉，家族先於他個人的生命。”巴特說的或許不錯，但世俗身份的遺傳性也是根深蒂固的，尤其在中國這樣延續了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體制裏，古往今來，官員們的從政生態有著驚人的相似，浸潤其間，其身為官員的心理、舉止，潛移默化，也像基因一樣，代代相襲。更可怕的，這種東西還會傳染，傳染給社會的其他階層。十多年前，陳丹青在山東赴過一個飯局，雖然席間一個正經八百的官員也沒有，但事後談起那次聚餐的感受，陳丹青卻慨嘆說：“那天見了幾乎一桌子體制的臉。”在高度官本位的社會裏，有時見一張體制外的臉，比見個稀有動物都難。

圖五 20世紀初，山東煙台一位便裝晚清官員。其神情狀貌似曾相識，很容易讓人想到時下的某些“公仆”。

圖六 20世紀初，山東膠東一位農民駕著獨輪小車赴嶽丈家省親的情形。

圖七 20世紀初，山東煙台的一個民間樂班。

圖六定格了20世紀初膠東的一位農民駕著獨輪車赴嶽丈家省親的情形。小車的前端馱了兩布袋糧食，糧食後面坐著他的孩子，再後面是他的媳婦，懷裏抱著一個更小的孩子。小車行進在崎嶇的鄉間小路上，吱扭吱扭，劃破了曠野的寧靜……而車子上面負載著的，是他全部的生活與希望。這張並不怎麽起眼的照片，蘊含了諸多社會生活的元素，大可視作特定時代膠東農民一般生存狀態的寫照。這樣的出行方式，在此之後又延續了好多年，一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膠東鄉間依然能夠見到，但已物是人非，推車的不再是照片上那個獨步天地間的農夫，而已變身為有組織的人民公社社員了。

圖七，是膠東某地的一個民間樂班。這張照片與一些記錄紅白喜事的照片貼在一起，想來是傳教士在拍攝某次紅白喜事時，隨手拍攝了這張樂班的“全家福”。過去，凡日子過得像樣點的，遇有紅白喜事，吹吹打打的樂班總是要請的。從照片背景看，這家主人的屋宇堪稱軒昂，當是一戶家境殷實的人家。這種民間樂班，通常都是業余的，其中有個班主，有生意了，便臨時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完事之後，各自散去。有些“做功”比較地道的樂班，在十裏八鄉，經過口口相傳，便有了些名氣，逐漸變成“職業吹打”的樂班亦有之。另有一些走村串鄉的戲班，有時也兼做“吹吹打打”的營生，順便掙點散碎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