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帝國時期的德國人和猶太人（第3/19頁）

當然，德國並沒有逃脫人民主權的壓力，但是人民對大眾民主參與的真正要求不是被鈍化，就是被封建的保守機構所指派。這種被沿用的策略，可能部分歸因於許多德國人數世紀以來對較高權威的服從，還要歸因於宗教或哲學的代言人（路德、費希特、黑格爾、特賴奇克）對權力持有者神聖性的合理化。對處於統治地位的獨裁制的反對相對來說就效果甚微了，因為這個國家最好的群體沒有選擇任職於議會，因為政黨逐步成為了狹隘的經濟利益集團，而非能夠成功地表述那個時代重要社會議題的國家政黨。這些議題包括：封建精英和勞動大眾之間不斷加寬的鴻溝；在歐洲的國家共同體當中德國新的外交角色；一個視自己高於國家法律之上的軍事機構傲慢的排他性。

盡管實際上在帝制德國的政治生活相對自由，社會民主形成了穩定的進步，比如到1912年，社會民主黨成為了國會中最大的黨，但悲哀的事實是：對政治有意義的參與依然排他性地被一個狹隘的、經常是傲慢的精英集團所控制，這個集團決心要讓它的統治存續到20世紀。那些建立第二帝國的人，盡管向空中拋帽慶祝人民主權至上，但是他們非常清楚權力依然保存在封建階級的手中。普通背景下警覺的德國人，特別是猶太人注意到，他們的憲法沒有以《人權法案》或《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的形式提及基本的公民權利。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正如拉爾夫· 達倫多夫指出的那樣，新的普魯士化的德國獨裁精神以工業和封建國家“成果豐碩的錯誤聯盟”展示了自己。德國剛剛統一之時，國家就設法自上而下來管理工業化的進程，比如提供無息貸款，寬容辛迪加、托拉斯、卡特爾，並作為所有者擁有巨大的財產和大型的企業（煤礦、高爐、公共設施）。國家通過訓練有素、富有效率的公務員所構成的復雜網絡管理著這些企業。因此在德國，私有企業被國有企業所替代；在那個時代，歐洲最有動力的工業擴張是政府計劃和控制的結果，甚至工業化最臭名昭著的結果——失業、疾病、工傷、惡劣的工作條件——都在國家的保護之下。由於對普通公民一直采取家長式管理的態度，封建國家沒有看見，對於工業化世界的公民來說，在擴展日益增多的財富的舉措中存在著矛盾。家長式管理的傳統，以及它對激進社會主義的根本恐懼，導致新的普魯士化的德國采取了使它成為歐洲最進步的福利國家的舉措，同時保持了它封建的外觀。因此，德國以非常奇怪的方式成為了一個混合的國家：在家長式管理的意義上，它是封建主義的，但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的。

然而，如此規模的家長式管理創造了民眾服從和依賴的環境，同時培養了一種錯覺：沒有什麽偉大的東西能在沒有國家幹預下完成，並且除了國家之外，個人是微不足道的。這就是奧斯瓦爾德· 斯賓格勒後來所指的普魯士的本能，它促進好的市民去為公共利益而非個人或自私的利益工作。在這個意義上，普魯士人的目標旨在推進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這是以一種奇怪方式顯現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征兆。每個公民都被希望對國家毫無疑問地服從和忠誠，國家以慷慨的社會福利對這種全面的奉獻給予獎勵，比如養老金、失業保險、殘疾保護、醫療保險。社會的希望是，所有的德國人都將自己定位於服從命令的德國人，服務於國家的需要；反過來，根據表現、才能、對國家的忠誠，由國家對所有的德國人作出判斷。

然而，這些信念依然是願望性的想法，因為實際上占據統治地位的保守主義精英不願意包容大多數人，讓他們更多地分享消耗性的資源，並且，家長式管理不能掩蓋第二帝國分配正義上的巨大差異。因此，階級的沖突大量存在。正如弗裏茨· 斯特恩恰當指出的，帝國的精英沒有建立與不斷增長的工人階級聯系的橋梁，而是在擴建壕溝。另外，帝國的領導階層越來越多地用敵意的詞匯，依靠對所有類別的德國人都熟知的心態表達它的不安全感。這種心態把世界分為朋友或者仇敵。政治上笨拙且在許多方面如小醜的皇帝威廉二世（1888—1918）的即位，象征著新的德國的虛弱。年輕而造作、不成熟也沒有安全感的皇帝，明顯是德國的寫照，因為他體現了一個沒有發現自己穩定身份的國家，它試圖通過令人惱怒的姿態和武斷的自我肯定來掩蓋它的虛弱。

德國的知識分子精英是文化和教育的衛士，反映了體現在新的帝國制度中的緊張和異常。俾斯麥用“鐵與血”鑄造了新的德國。在這樣做的時候，他是向知識分子發動了明顯的甚至是嘲弄性的挑戰。一個詩人和哲學家的國度是如何回應一個新的、軍事化的德國的呢？知識分子遠沒有向權力言說真理，而是很快向它投降。令人驚訝的是，大多數俾斯麥執政之前的自由主義批評家向他的成功投降。在普魯士軍隊凱旋之後，他們扮演了令人吃驚的完全變臉，放棄了他們的和平民主理想，把它作為非現實的白日夢。精神王國的幻象與歌德和浪漫主義的詩人緊密相聯，許多有教養的猶太人不無反諷地依然把它當作“真正的”的德國。這個幻象很快讓位給軍事大國新的幻象。正如一個帝國行政官員所認為的那樣，在其中，軍國主義是平民的心靈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