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帝國時期的德國人和猶太人（第4/19頁）

俾斯麥的馬基雅維裏主義的成功，給許多德國的知識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成功也似乎得到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在主要的學術圈子裏對鬥爭、競爭、力量普遍尊崇的支持。這些德國知識分子開始堅信，生活的本質存在於權力當中。甚至弗裏德裏希· 尼采也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他所稱的“權力意志”，這個詞匯後來被納粹大張旗鼓地宣揚。可是，他過去曾經警告過德國人：沒有精神深度伴隨的權力政治，只會使德國人愚蠢和野蠻。他現在還認為：“權力意志在哪裏匱乏，哪裏就會墮落。”作為一種解毒劑，他敦促德國人去重新發現他們的生命之根，通過英雄的“自我征服”去超越頹廢的資產階級的物質主義，提高“對退化毫無憐憫之心”的超人所組成的高貴階層的統治地位。尼采高度暗示性的、格言性的哲學，使它得到了大量粗糙的誤解，權力意志和超人的概念能夠——結果也總是——與鬥爭和適者生存的粗糙的達爾文主義觀點，與新浪漫主義對權力神話、富有領袖魅力的英雄角色、輝煌征服的幻象等信仰融合為一體。

換句話說，尼采對權力的精神化，只是在種類上與其他一些較少含蓄、更具攻擊性的話語存在差異。在具有種族傾向的民族主義者的話語中，權力意志很快就從尼采對“精神超越”的信仰摻雜為野蠻的統治和放縱的侵略。對神話的信仰，是將民眾和他們共同的過去聯結起來，這一信仰能夠輕而易舉地變成集體的妄想和革命的沖動。在粗糙的達爾文生物學和“種族衛生學”的影響下，哺育更高類型的人，而不再保證教育出“擁有耶穌之心的愷撒”的想法，導致了國家資助的人類種馬場的計劃，導致了通過絕育或種族滅絕清除不適應生存的人。無論高級還是低級的知識分子，都沉迷於他們對權力的頌揚之中，視它為現實的最高來源和認可，而非某一特殊目標的實用工具。同樣，用黑格爾的話來說，他們視國家為絕對意志在塵世的顯現，而非習慣性的一套人類制度。從這一點出發，創造名言“猶太人是我們的不幸”的歷史學家海因裏希· 特賴奇克反復堅稱：每一個德國公民必須將自己虔誠地奉獻給國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知識分子社會相當大的範圍內，我們能夠發現一個強烈的反民主的偏見，以及對政治專制主義的偏好。這些態度與克制和妥協是水火不容的。在第二帝國，這些反民主的偏見滲透到不斷擴大的德國教育體系當中。從表面上看，德國擁有世界上最令人敬佩的教育體系，與其他國家相比，給更多的年輕人提供了免費的綜合教育。從純粹的技術角度來看，它是一個良好的體系，它教育年輕人讀寫和計算，使這些技能成為根深蒂固的習慣，構成優秀的職業工作或學術工作的基礎。但是，德國教育的體制是在嚴厲的集權主義，以及精英主義信仰和實踐的背景下架構的。教育體系蓄意地生產認真負責的、訓練有素的、服從聽話的國家仆人。它絕不鼓勵年輕人的主動性、創造性或者不順從。在一個民主體制中，教育在觀念上鼓勵自我發現的藝術，而在精英主義的德國，它要求出於服務國家的目的，掌握官方認同的知識。

一些德國的保守主義分子盡管對德國的年輕人能讀能寫，能夠成為不斷增長的工業世界的優秀工人感到驕傲，但是也在思考他們是否可以不轉向極端主義或其他途徑而稀釋了高雅文化的品質。對“粗俗”大眾的恐懼，在19世紀後期是一個十分普遍的話題，在諸如保守派作家保羅· 德· 拉加德和尤裏烏斯· 朗本的作品中十分突出。然而，這種恐懼被極度地誇大了，因為德國的學校體系依然控制在國家的行政機構手中，它們具有明確的保守主義和集權主義的傾向。這一傾向強調嚴格的紀律、完美的秩序，以及對權威的服從。這在精英的中學、文科中學，以及占人口比例很小、學生主要來自富裕的中層和中上層階級的大學尤為真實。不言而喻，這不是民主體制中的教育，而是職業仕途的教育和德國人所稱的“教化”（Bildung），其官方宣傳的意思是豐滿的通才教育。但是，它實際上意味著獲得有教養的、經常是傲慢的古典學問的表皮，一個人為了顯示自己社會的優越性對其進行展示。文科中學松散而錯誤地模仿了希臘和羅馬的模式。它們既沒有教授具有真正深度的古典遺產的價值觀，相反卻強調語法的結構而沒有向作品本身注入快樂；也沒有造就身心豐滿的公民。這些學校生產的東西經常是書呆子式的、精英主義的狹隘思想。這些人是優秀的技術員、公務員、多產的教授，但很少是在社會或政治上投入的公民。這些學校造就的學生後來被稱為——他們也驕傲地自稱——“不關心政治的德國人”。他們是消極的追隨者，或者順從的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