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屠殺的前奏：從安樂死到種族清洗（第2/4頁）

德國的猶太人現在處於驅逐和滅絕的邊緣。對於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來說，氛圍是超現實的。維克托· 克倫佩勒見證了這一時代奇怪的趨勢。他娶了一個雅利安女人，生活在城市貧困的地區。克倫佩勒遭遇到同情奇怪地變化為不斷增長的羞辱和貶抑。和普通人微小的善意一道，出現了出乎意料的、損害尊嚴的查房行為。在此期間，克倫佩勒和他的夫人受到了惡罵、毆打和唾臉。一個官員嘲笑道：“為什麽你們還老不死？為什麽你們不打開煤氣閥？”另一個官員毆打他的夫人，尖叫道：“你這個猶太婊子！為什麽你和一個猶太人結婚？《塔木德經》說每個非猶太女人對於猶太人來說都是婊子。”盡管有這一切，克倫佩勒依然堅持認為：“我是德國人，我沒有選擇它，但我也不能把它扯掉。”為了回應他朋友的懇求——他必須在猶太人唯一的地點耶路撒冷成為猶太人，並在那裏做猶太人的教師，克倫佩勒說：“我是德國人，我不可能成為其他東西。國家社會主義者不是德國人民；今天的德國人不代表整個德國。”

1942年6月，克倫佩勒列舉了31條反猶太人法令的清單，他認為對於他和其他納粹德國的受害者來說，這一清單使生活成為活生生的地獄。它們包括禁止在晚上八點以後外出；禁止擁有自己的房子；禁止擁有收音機或打電話；禁止購買或者訂閱報紙；禁止進入劇院、電影院、音樂廳或者博物館；禁止駕駛交通工具或者乘坐公共汽車；禁止購買雪茄或者香煙；禁止購買鮮花；禁止進入理發店；禁止擁有打印機；禁止養狗、養貓或者養鳥；禁止進入公園；禁止從公共圖書館借閱圖書。

無需驚訝，鑒於這些壓迫性的環境，許多猶太人放棄了，自殺了。一種大家喜歡的方法是服用過量的佛羅拿安眠藥。一位幸存者注意到那麽多人因為恐懼自己的生活而自殺是多麽奇怪。許多人依然相信這不會發生在他們身上。他們不可能把握偉大的德國文化矛盾背後的原因，這個矛盾涉及為何產生了巴赫、貝多芬、歌德的民族現在崇拜希特勒、希姆萊和戈培爾。據估計大約有一萬猶太人自殺，因為他們發現沒有未來，並且預料到會被納粹消滅。

德國的猶太人集中在城市公寓強迫集中居住之後，面臨著很快被驅逐到東部。第一波驅逐浪潮發生在1941年11月。德國猶太人的末日清晰地出現在眼前。回顧這些驅逐的歷史學家依然驚訝於為何它們執行得如此順利。歷史沒有記錄下來任何大的阻難或者中斷。無論猶太人還是德國公眾都沒有對畢竟是可怕罪行的開端引起什麽大驚小怪。像其他地方一樣，歷史學家在這裏不得不停頓下來提醒自己：受害者像北極旅鼠一樣的行為不能歸咎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大多數猶太人不知道等待他們的命運。納粹聰明的掩飾是毀滅進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對不知不覺地支持這一進程的猶太領導人和組織的依賴也是如此。這解釋了這樣一個事實：國家協會順從地執行了納粹的指令，它天真地認為猶太人會發現由他們自己的人來處置會舒服得多，因為他們會比納粹要顯示出更多的情感和友善。一位幸存者後來驚訝於在驅逐過程中體現的堅忍接受和平穩運作的特性。

令我驚訝的是猶太自治最高行政機構的自我克制和堅忍平靜，他們讓自己被國家社會主義管理當局逼迫進入驅逐工作當中。我非常清楚地記得那個夜晚，猶太社區和猶太機構的100名雇員被召集到一個會議室，從德國人給他們的材料中，根據職業和年齡，集合出一張有序的清單。

猶太人自己組織驅逐的進程就會更加人道的假定，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想法，因為它只是哄騙猶太人產生一種錯誤的安全感。納粹理解的只是力量，沒有其他。一個劇烈的和集體的抵抗行動可能會產生爭執。萊奧· 貝克的一位朋友與聖雄甘地有一次會談，其間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了抵抗納粹的暴政，德國的猶太人應該做什麽呢？甘地建議集體自殺，這會震驚文明世界的良心，並且用富有戲劇性的力量戰勝納粹的邪惡。但是這樣的想法完全與貝克救人勝於毀人的信念相沖突。貝克也反對積極的抵抗，認為它是無效和弄巧成拙的。1942年5月抵抗出現了。一個由赫伯特· 鮑姆和瑪麗安妮· 科恩領導的猶太人抵抗團體，試圖燒毀柏林的被稱為“蘇維埃天堂”的納粹仇恨展覽會。這個團體給展覽會點了火，但只形成了小的傷害。不久，蓋世太保抓獲了包括鮑姆在內的領導人，鮑姆受到了可怕的折磨，同時蓋世太保還圍捕了數百名無辜的猶太人，包括萊奧· 貝克和國家協會的其他領導人。貝克後來傳話給沒有被逮捕的不同政見者，他們應該停止自欺欺人的抵抗行為，因為它們會使猶太社會處於危險境地。當然，貝克的請求完全是無效的，因為納粹無論如何都想要粉碎猶太社區，因此無論是貝克的消極辦法還是鮑姆的積極抵抗都沒有任何差異。1943年1月27日，蓋世太保將貝克帶走，送入特萊西恩施塔特。從那一天起，德國猶太人正式的末日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