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屠殺的前奏：從安樂死到種族清洗（第3/4頁）

一些猶太人幸存下來，其中的一些人在集中營裏找到了生存的意志，僥幸逃過了死亡，一些人躲進德國深處和其他地方藏了起來。盡管一些家庭依靠地下生存狀態作為一個單元也設法生存了下來，但大多數活下來的人是單身的。英格· 多伊施克龍和她的母親完全通過運氣和勇敢的德國人幫助存活下來，這些德國人冒死提供了庇護所和支持。其他生存者有曾經是教師的路德維希· 科爾姆，他和他的妻子斯特菲、小孩子蘇西經受了數年艱難的經歷，設法幸存下來，這多虧許多富有勇氣的德國人，他們勇敢地面對無所不在的蓋世太保的恐怖。1.5萬猶太人配偶當中有許多是異族通婚的，比如維克托· 克倫佩勒，他們也幸存下來。1943年2月27日，幾百名異族通婚的猶太人被帶離他們的家園和工廠，送往即將實施驅逐的集中地點。這一“工廠行動”激發了唯一一次堅定的公共抗議，大約300名被逮捕的受害者的配偶在柏林的玫瑰大街發動了公開示威，最終成功地迫使受驚的蓋世太保釋放了他們的配偶。

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猶太人不得不照料自己，並依賴於個別自願反抗納粹暴政的德國人的友善和勇氣。在通常情況下，可以說能夠產生影響的德國主要機構——教會、大型企業、武裝部隊的領導人——完全沒有聚集起阻止納粹犯下的殘暴之罪所需要的勇氣和信念。由於缺乏這樣的反對，抵抗留給了小規模的和私下的網絡，它們冒著風險，要麽把個別猶太人隱藏起來，要麽幫助他們逃避納粹特定的逮捕。盡管幫助猶太人的人數相對很少，但是它並非完全沒有意義。馬克斯和伊內斯· 克拉考爾夫婦在他們獲救後組合了一張救助者的名單，它包括柏林、波美拉尼亞、符騰堡的教會教區，這證明在德國兩大教會的體制領導層可能已經失敗的時候，一些個別的神職人員並沒有如此。相當多的神職人員公開地對抗納粹，並顯示出與他們的猶太人鄰裏的團結。其中一位是柏林的新教教會牧師海因裏希· 格魯貝爾，他公開認同萊奧· 貝克。兩個人成了好朋友，並同時遭到蓋世太保的逮捕。當蓋世太保官員只給格魯貝爾提供一張椅子的時候，他拒絕了。他說：“假如萊奧· 貝克不能坐下，我也不會坐下。”格魯貝爾是唯一一位公開為猶太人辯護的神職人員。用萊奧納德· 貝克爾的話來說：“他組織了對納粹的反抗，將猶太人藏在教堂裏，公開為他們祈禱，和他們一起進入集中營，在充滿威脅的納粹官員面前和猶太人站在一起。”

當然，這些努力是十分無效的，也是為時已晚的。直到1941年至1942年，納粹的恐怖體制已經十分廣布，難以打破。人們也把注意力集中在戰爭，幾乎對他們當中一個微小的少數人群體正在發生些什麽，或者對東部的猶太人正在發生些什麽的傳聞，都沒有太大的注意。蓋世太保深深地嵌入德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和縫隙，它一直依靠著數千個告密者，他們自願為最些微的利益告發德國人和猶太人。因此，那些在逃的猶太人不僅恐懼蓋世太保，也恐懼數以千計熱切的告密者。在猶太人當中甚至也有告密者，也就是所謂的猶太打劫者。他們為蓋世太保工作，告發他們自己的人，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施特拉· 戈德施拉格，她用數百個猶太人挽救了自己可憐的皮囊。

鑒於制度性的對納粹主義罪行反抗的大規模塌陷這一事實，毋庸驚訝，試圖與之抗爭的個人很快就沉默不語了。克勞斯· 邦赫費爾的夫人講述了一個她是如何從市場回家的故事，她為自己感到十分驕傲，她把自己所聽到的在東部對猶太人犯下的暴行告訴了她持懷疑態度的鄰居。克勞斯· 邦赫費爾沒有表揚她，而是嚴厲地訓斥了她。他告訴她專制政權就像一條蛇：“假如你踩了它的尾巴，這就是你所做的，它就正好來咬你。這無助於任何人。你必須去打它的頭。但這一點你沒有能力，我也沒有能力。”

克勞斯· 邦赫費爾感到打擊納粹九頭怪蛇之頭唯一的選擇是說服將軍們，他們必須用政變推翻希特勒，假如沒有來自上層的力量，在德國什麽也不會發生作用。但是，將軍們並沒有比教會的高級教士、大企業家、傑出的學者、高級的公務員顯示出更多的勇氣。到希特勒向猶太人全面攻擊的時候，德國民眾實際上已經放棄支持任何團體了。正如牧師馬丁· 尼穆勒尖銳指出的，沒有人真正堅持下來抵抗：

最初，納粹分子追逐猶太人，但是我不是猶太人，因此我沒有反對；然後他們追逐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因此我沒有反對；然後，他們追逐工會主義者，但是我不是工會主義者，因此我沒有反對；後來他們追逐我，已經沒有任何人留下來反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