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德國人和戰爭與和平中的大屠殺（第3/21頁）

我們該如何解釋在不同場合廣泛的對猶太人問題的漠視呢？德國的公眾已經被納粹花言巧語的宣傳弄得非常厭倦了，他們對此不聞不問，或者貶低了它們的意義。這可能也發生在戈培爾文章發表的情況下。其次，不可能希望那時的民眾具有如此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以致他們可能從他們所知的納粹誇張的宣傳中推斷出猶太人大規模滅絕的真相。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第一任總統特奧多爾· 霍伊斯是《帝國》雜志的編輯部成員，後來他解釋道：最有教養的德國人簡直不能理解這一種族滅絕規模，因為他們的想象沒有超越傳統的中產階級和基督徒的推測所建立起來的疆域。聯邦德國前任總理赫爾穆特· 施密特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在東部前線的德國部隊裏服役，非常憤怒地拒絕一些歷史學家的指控，即德國軍隊在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說，由於在東部前線服役，他總是能聽見一些據說是在國防軍的保護傘下或者由國防軍成員自己犯下的殘暴行為。施密特聲稱普通的德國士兵本質上過著隔絕的，甚至是強制定居生活，這些生活狀態使得他們與猶太受害者隔離，使他們嚴格地限制在自己的軍事行動領域。

回顧過去，必須拒絕這一看法的正當性，但是其心理含義是清楚的：施密特和一代德國人，過去且現在依然否認他們在第三帝國作為積極參與者或者被動旁觀者的角色。他們看見並聽見足夠多的真相，但是接下來使自己和他們的所見所聞隔離開來。這一保護性的策略滲透在戰爭和戰後時期。一位德國歷史學家把其延續的幾個階段的特征概括為：不想要確切地知道，不想要承受它，不想要它是真實的。德國人不想要知道；但是當他們面對真相時，他們要麽故意否認真相，要麽在心理上扭曲它。後者采用了如下一些心理防禦機制：投射、尋找替罪羊、心理抑制、平凡化。因此，許多人聲稱猶太人只是“消失了”；他們“正被重新安置在東部”從事一些誠實的工作。無論怎樣，為何要為一些猶太人擔憂呢？此時數以百萬計的德國人死於遙遠之地，或者此時數以幾十萬計的市民在盟軍恐怖的空襲中死去。總之，德國人並不關心猶太人的命運。除了一些同情的旁觀者的日記或者回憶錄呈現出些微的洞察和勇氣的綠洲，幾乎不存在任何跡象表現出公眾對猶太人所遭受的待遇的關心、羞恥或者憤怒。對於那些深表關心的人來說，除了記錄他們的無能和對未來幾代人的羞恥之外，也是無所事事。一位幫助過猶太人，並且知道他們是如何被消滅的柏林人寫道：

這一恐怖真的難以描述，以致任何想象都難以接受其真實性。無法想明白某件事情，也簡直無法得出某個結論。在理論知識和對個別案例的具體運用之間，存在著無法架設橋梁的深淵……我們沒有可能用我們的想象力連接兩者，甚至是最低限度的。假如我們認識到我們的母親、兄弟、朋友、愛人忍受著持續的痛苦，被折磨致死，我們可能繼續生活下去嗎？……就是膽怯讓我們那樣想的嗎？也許！但是這樣的膽怯屬於人的原始本能。假如我們能夠通過想象看到死亡，生命的存在就不可能存在。一個人能夠想象折磨、恐懼，以及和死亡一樣的痛苦……只有這樣的漠不關心可以讓繼續的生存變為可能。如此這般的認識是痛苦的，恥辱而痛苦的。它們確認了我們也不屬於堅強和驕傲的人，敢於對非正義發起一場偉大的聖戰。到底誰挺身而出為幾十萬受害的亞美尼亞人的極度痛苦復仇？誰反抗過宗教裁判所的酷刑？猶太人大屠殺的新聞在世界四處傳播。有人因此吃不下早飯嗎？因為受害者的困境震驚了他們，或者撕裂了他們的良心，是否有人就因此活不下去嗎？

這樣痛苦的反應解釋了消極和漠不關心，但是當然沒有對它們進行辯解。這似乎揭示了在大多數歷史危機中，社會和個人一樣，都幾乎沒有人認識到危機的深度，因為他們以自我保護的心理態度尋求著庇護所。假如極少數勇敢的德國人退縮到絕望中，至多采取了小規模的反抗行動，而多數人服用了道德的安眠藥，那麽誰留下來犯下了大規模的殺戮之罪呢？答案是納粹運動的核心分子，以及所有那些被說服寬恕這一殺戮計劃的人。他們的數量不可能精確地確定下來，也不可能測定涉及個別案例的猶太恐懼症的強度。假如可能的話，在大多數案例中辨別殺戮者的行為動機是哪種心理的結果也是困難的，它們包括暴力的猶太恐懼症、對權威的服從、追名逐利，或者施虐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