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文紹

阮文紹於1923年4月5日出生在越南中部的一個沿海村莊；1963年，曾參與一次推翻當時總統的政變；1967年，成為南越總統。他是堅定的反共產主義者，阻擾美國盟友與共產黨遊擊隊領導講和的一切企圖。1975年辭職，同年4月，北越取得戰爭勝利前不久他去了台灣；1979年，轉而前往英國，先居住在薩裏，後又到倫敦；1990年，遷居至美國波士頓，在那裏鼓動越南難民武裝起來，打回祖國，推翻共產黨政權。就在那一年，組成不久的武裝支部的秘密網被越南政府一舉粉碎。1992年，在《波士頓環球報》記者對他的采訪中，阮文紹聲稱能向當時的克林頓總統提供一個與越共聯系的特殊渠道。2001年9月，他在波士頓的貝絲以色列醫學中心去世。

同阮文紹的晤面約定於上午8時，在西貢總統府。總統邀請我在那裏與他共進早餐。8時整，阮文紹步入大廳，我、他的特別顧問黃德芽和我報的攝影記者在那裏等候他。他那油光光的圓臉上笑容可掬，他的聲音和目光流露著出人意料的熱忱。阮文紹一面向前走來，一面向我伸出手，同時開了個玩笑。“你們兩人之中誰是頭頭？”他用短小的食指指著攝影記者和我問。“我們兩人都是頭頭。”攝影記者回答道。“不。”我也回敬了他一個玩笑，“盡管他長得高大，我長得矮小，但頭頭是我。”也許因為總統先生也長得如此矮小，甚至比我更加矮小，所以他喜歡我的回答。他立刻發出表示贊同的笑聲，並高聲說道：“說得對，我完全同意。權力不能被瓜分，應該獨攬。”這正是他在這次采訪結束時所重申的觀點。他當時十分激動地說：“請您問我這裏誰是頭頭。”我於是問道：“這裏誰是頭頭？”他回答道：“我！我是頭頭！我！我是頭頭！”記得在此之前，有人曾向我描述過他是個非常沉默寡言的人，為此我對他在這次會面中的表現感到驚訝不已。我甚至自問，莫非是幾天來對河內的大肆轟炸使他的性格變得外露和開朗了？他還沒有聽到美國人已經再次宣布停止轟炸和基辛格將再次會晤黎德壽的消息。

阮文紹身穿一套灰色衣服，裏面是淺色的襯衫。兩天前，他派人來問我，希望他穿軍服還是穿便服，我回答說：“請穿便服。”他就像許多軍人那樣不適宜穿便服。便服使他給人以笨拙的感覺，影響了他的一舉一動。例如，為了使我感到我是個受歡迎的客人，或者是為了使我能把他看成一個注重禮儀的主人，他做了種種努力。上帝啊，這個時間對我來說是否太早了點？我已經喝過了咖啡，我會樂於領受他那簡便的早餐嗎？請您跟我到另一個客廳裏去，請您在此就座。他在餐桌的上首坐下，把餐巾塞進襯衫領子。當攝影記者打手勢要拍攝第一張照片時，黃德芽開始向他使眼色，示意他從襯衫領子上取下餐巾。天曉得，他沒有明白過來，回答對方的是詢問的目光，似乎在說：“你到底在說什麽？要幹什麽？”後來，他終於明白過來了，並取下了餐巾。他感到困窘和羞愧，但是板起了面孔，似乎在說：“究竟為什麽？有什麽不好？現在我身上沾上了油漬，我的妻子將會為此而大發脾氣。”黃德芽坐在他的左側，糾正著他的種種錯誤舉止。我坐在他的右側。餐桌是精心準備好的，早餐過於豐盛，有魚湯、豆、肉卷、甜食、茶和咖啡。他關切地說：“請吃，請吃，是美味可口的，您知道嗎？快趁熱吃，您不餓嗎？”

我們的交談從我提出“總統先生，您經常這麽早就醒來嗎”這一問題時便開始了。他正不耐煩地等待著我給他講些什麽。對我的問題，他立即回答說：“噢，是的，差不多經常是這樣。”他想了想又說：“6點半醒來聽電台新聞。”但是為了思考問題，他要在床上躺到7點半。8點，一切準備就緒，開始會見將軍和部長，抽雪茄。“啊，只抽一支？我一整天抽一支就夠了。兩年來，兩年半來，也就是從我不抽煙鬥時起，天天如此。您覺得一位總統抽煙鬥果真不合適嗎？總統抽雪茄更合適，對嗎？”只有上帝知道，是誰告訴他總統不抽煙鬥而抽雪茄。但無論如何，講這種話的人只可能是美國人。這些廢話馬上會使你產生某種憐憫心。“總統先生，當然是對的。”夜裏，他很晚才睡覺，不到淩晨2點他是從來不睡的。他讓收音機開著入睡，就這樣他睡覺時也開著收音機。他習慣於開著收音機睡覺，而且在沉睡中能分清音樂聲和講話聲。當音樂聲中止，新聞廣播開始時，他立即睜開眼睛，清醒地收聽。盡管如此，我不相信他不懂得生活的樂趣。有時他打網球和騎馬，每周看三四次電影：愛情片、西部片、柔道拳術片。他唯一無暇顧及的事是讀書。太忙了，不是嗎？“當然，總統先生，我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