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爾達·梅厄

果爾達·梅厄於1898年生於基輔，出生時名為果爾達·馬鮑維奇。1906年遷居美國，居住在威斯康星州的密爾沃基。她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積極分子。1921年，與她的丈夫莫裏斯·邁爾森懷著為猶太人建立一個祖國的明確目的移居到巴勒斯坦。她有兩個兒子，後來與丈夫分居。1948年，她是以色列國獨立宣言的簽署人之一。同年，她出任駐蘇聯大使。回以色列後，她當選為國會議員，被任命為勞工部長。1956年，她把自己的姓改為希伯來文的“梅厄”。1956年至1965年，擔任外交部長，在這期間，她在國際上贏得了聲譽和威信。1966年至1968年，擔任工黨總書記，1969年被選為總理。贖罪日戰爭[1]後，1974年，決定退出政壇，但是她的聲音在工黨內部仍保持它的重要性。1978年12月8日，在耶路撒冷去世。

這次采訪經歷是一個很不尋常的故事，是一個由於采訪記錄神秘地被竊，以致不得不重新采訪一次的故事。在失竊事件發生前，我和果爾達·梅厄談了兩次，共三個多小時。失竊事件發生後，我又會見了她兩次，共進行了約兩小時的談話。因此，我相信自己是唯一與這個非凡的女人見過四次面，並進行了六小時談話的女記者。對她，你可加以贊美，也可加以指責，但你不能不用“非凡”這個詞來形容她。我錯了嗎？難道我犯了樂觀主義的錯誤或者也可以說是女權主義的錯誤嗎？也許是的，我對果爾達·梅厄永遠不是客觀的。盡管我認為，要認識一個強有力的人物，需要像手執手術刀的外科醫生那樣，冷靜地對其進行剖析，但是我總是做不到我自己所要求的那樣，以清醒的頭腦來評價她。我認為你即使完全與她合不來，不同意她的政策、她的意識形態，也不得不尊敬她，欽佩她，甚至喜歡她。我一下子就喜歡她了，尤其是因為她有些像我的母親。她使我想起了我的母親。我母親的頭發也是灰白卷曲的，帶著倦意的臉頰也同樣布滿了皺紋，支撐著她那笨重的身軀的也是那浮腫、站立不穩和沉重的雙腿。我的母親同樣給人以剛強而又溫柔的印象，同時有著一個講求整潔的家庭婦女的形象。她代表這樣一類婦女：她們平易近人、謙虛，從自己充滿痛苦、煩惱和辛勞的豐富閱歷中汲取了智慧。但是，果爾達·梅厄還有她的獨特之處：她有更多的特點。例如，她掌握著千百萬人的命運，她能夠使中東實現或喪失和平，她能夠點燃或熄滅一場世界性沖突的導火線，而且她也許還是遭到我們大家譴責或懷疑的猶太復國主義的最有權威的代表人物。這些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並沒有興趣去談這些大家都知道的關於果爾達·梅厄的事，我要談的是大家都不知道的事。下面就是發生在這次采訪中的故事，或者說是我與果爾達·梅厄的故事。

我們第一次會面是在10月初，地點在耶路撒冷她的寓所。那天是星期一，她像我母親接待客人時那樣穿著一件黑衣服，也像我母親接待客人時那樣在鼻子上塗了點粉。她坐在客廳裏，面前放著一杯咖啡和一盒香煙。看來她那時所關心的只是盡量使我不感到拘束和盡量不顯露她自己的權戚。事前，我曾給她送去了一本我寫的關於越南戰爭的書和一束玫瑰花。那天，她手裏拿著那本書，那束玫瑰花插在花瓶裏。在我向她提問以前，她先談論起我對戰爭的看法，這樣我就毫不費力地使她談論起她的戰爭：恐怖主義，巴勒斯坦人，被占領的土地，以及如果她同意與阿拉伯人談判，她將向薩達特[2]和侯賽因提出的條件。她的聲音熱情、洪亮。她笑容可掬，興致勃勃，很快就吸引了我。在交談了1小時零15分鐘後，我就完全被她征服了。她說她還將同我談一次。第二次會見於三天後在她的總理辦公室進行。那是十分有趣的兩小時。在這次談話中，她拒絕談論一些我對之持保留態度的政治問題，而只談有關她自己的事：她的童年，她的家庭，她的私生活，還有她的朋友們，例如彼得羅·南尼。她對南尼非常欽佩，其感情之真摯很使人感動。告別時，我們已成了朋友，她送給我母親一張她本人的照片，還在上面寫上世界上最感人的話。她希望我過不久再去看她。“但是不要帶那件東西，知道嗎？我們只是在一起喝杯茶，聊聊天。”她所指的那件東西就是我用來記錄她的每個回答、每一句話的錄音機。她的助手們對我們這次晤談都感到十分驚訝，因為在那件東西面前，她從來沒有談得如此泰然自若。有一名助手要求我把這次談話的錄音帶復制一份寄給他，他想贈送給一個專門珍藏果爾達·梅厄文獻的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