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哈巴什（第3/7頁）

會晤是在晚上，在安曼郊區與一個難民營相連的一幢住房裏進行。房間裏只有一張字台和幾把椅子，墻上貼著反猶太復國主義的宣傳畫。手持沖鋒槍的突擊隊員把守著關閉的房門。屋裏只有我、他、攝影師和那位引見者。我坐在寫字台前，喬治·哈巴什坐在我面前的椅子上：他彎著背，雙手放在膝蓋上，擡起頭等我提問。他始終以堅定、憂郁的目光注視著我，這樣的姿勢使我失去了向他進攻的願望。我問他的年齡，回答是44歲。然後他把手指伸進灰白的頭發，似乎是要為自己看來如此衰老表示歉意，嘴角上掠過一絲苦笑。但是，當我提出第一個“為什麽”時，他的笑容消失了。他嚴肅地表示同意，並且作了嚴肅的解釋。他用英語交談，他對這種語言相當精通，他的聲音平靜而堅定，像一位教授在給學生講授解剖學。但是他的語調是冷淡的，是一個不需要盟友和朋友的人的講話語調，他沒有這個需要，孤獨是他所作的選擇。他的這種狀態持續了足有一個半小時，直到我問他最後一個“為什麽”時，他變得局促不安，甚至哭了起來。他真的哭了。當他敘述到1967年看到3000個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士兵用步槍趕走時，他的嘴角開始顫動，眼睛裏充滿了淚水。淚水從他的鼻子邊流下來……我該怎麽想呢？人的天性是如此的令人費解，善與惡之間只相隔著一根如此之細，如此難以看得見的線。我沒有說什麽。我暗暗地想，有時候這根線會斷在你手中，使善與惡混雜在一起形成一個會使你糊塗的神秘物。在這個神秘物支配下，你再也不敢評價一個人。

但是，當采訪記在《生活》雜志上發表以後，他錯誤地讓所謂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的情報部給我寫了一封無恥的信。由此，我就對哈巴什作了評價。那封信否認我使用過“恐怖主義”的字眼，認為哈巴什大夫決不會允許我使用這樣的字眼。既然阿拉伯人被認為是猶太人，於是我被指責為排猶分子。信中還否認他放棄行醫的年份是1967年，最後否認哈巴什說過他對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一點也不擔憂。我用英文寫了一封公開信做了回答。信是這麽寫的：“所謂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情報部顯然不知道存在一種叫錄音機的機器。我之所以把它稱為‘所謂的’，是因為當我在巴勒斯坦時，沒有任何一個屬於它的成員對我說起過存在這麽一個情報部。我采訪哈巴什大夫時是用錄音機錄下我們的問答的。如果他忘卻了某些事情或者故意忘卻了某些事情的話，他隨時可以聽聽錄音帶以便喚起自己的記憶。但是，我願意設想哈巴什大夫對他的所謂的情報部給我的信是一無所知的。我願意設想如果他知道的話，他必定會制止在信中杜撰這麽多無用的蠢話和毫無意義的辱罵的行為。事實上，哈巴什大夫很清楚他在麥克風前說過的話。誠然，也許是出於禮貌我沒有處處使用“恐怖主義”這個詞，對此現在我還感到後悔。但是，我曾多次使用這個詞，甚至在談到我們歐洲人過去在為自由而進行的鬥爭中並沒有殺害過手無寸鐵的人們和兒童時，我在哈巴什大夫面前還評論過這個詞。對此，哈巴什大夫沒有生氣和進行反駁。為了說明我是錯的，他只向我介紹了他的理論。像所有的記者一樣，我每一次在采訪以後都把采訪所得抄錄下來並做些加工，但是這一次我沒有花很多精力，因為按我們談話的實際情況寫就行了。這個采訪記的文字稿從我和哈巴什開始談話處落筆，以我和哈巴什結束談話收尾，這不是偶然的。它極為忠實地報道了哈巴什在90分鐘內用英語對我講的一切，錄音帶上的字句清晰，音響極好。除了1967年這（幾）個字以外，不可能有其他差錯。哈巴什大夫發音時有輕微的咬舌頭的缺陷，很有可能他說的是1957年，而我把它聽成1967年。我再說一遍，我寫下的是記錄在錄音帶上的全部內容，只是缺少了哈巴什大夫的眼淚和他嘴角的抽搐、顫動，這是人的反應，正因為如此我喜歡他。這，我承認我可能錯了。他的所謂的情報部暗示我是一個法西斯分子。對於這樣粗俗的攻擊我只想回答說，當哈巴什大夫沒有做出任何事情表明他的反法西斯立場的時候，當他的人民與納粹分子和睦相處的時候，我那時是一個在意大利抵抗運動中進行戰鬥的、梳著辮子的小姑娘。可惜那個時候沒有巴勒斯坦記者冒著生命危險來到我們中間采訪我們，向我們表示同情。”

奧裏亞娜·法拉奇（以下簡稱“法”）：哈巴什大夫，你們的陣線擅長於搞恐怖主義行動，而很多這樣的行動發生在歐洲。為什麽你們要把不屬於我們的戰爭強加於我們？你們的準則是什麽？你們有什麽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