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版引言

《李敖五十年唯一自選集》橫渡海峽,先於本人來歸大陸,在這雲水阻隔幾近半個世紀,必將統一而尚未統一的時期,對於兩岸思想、文化、心靈的交流,無疑有著特殊的意味。深情的哲人早有感慨:“自然,人類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關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卻只有用文藝來溝通,可惜走這條道路的人又少得很。”何況海峽兩岸是固有的血脈,同根同源的文化,本應有更多的作者、編者、讀者來走溝通的道路的。

李敖,一個個性卓異的知識分子,一個大有學問的作家,用他狂放恣肆,百無禁忌,言必有據的文字,震動台灣,名噪一時。

這是一定的,在像台灣那樣一個禁錮得像罐頭的專制制度中,知識分子要喊出獨異的心聲,必然遭到執政者的打擊。1971年,國民黨挾恨陷害,將李敖逮捕下獄,以“叛亂罪”的惡法判刑十年。待到蔣介石死亡,李敖才獲得減刑出獄。李敖用生命贏得了攪醒社會的功效。代價是追不回來的青春,自然無比巨大。

這也是一定的,“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革命被頭掛退的事是很少有的”。專制、酷刑從來沒有阻擋志士仁人和求生存的群眾前仆後繼。非人間能忍受的苦楚,鍛煉著堅貞者的情操。李敖出獄後,更堅定更飛揚地走自己的路:他認為“第一流知識分子影響政治而不涉足政治”的路,用“是非掛帥”的原則,“歷史是不講感情的,講感情便不是真歷史”的理性,“一切就是要公開”的態度,研究和批判國民黨、“黨外”、民進黨,為台灣的現代化,為中國的統一,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革新而繼續創作。

1995年,台灣榮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李敖五十年唯一自選集》,計二十冊,這是他前半生苦鬥的記錄,可是李敖已然感嘆:“我懷疑還有多少人配讀李敖的文章了。”他認為“政治上的松綁並不等於世道人心上的解禁。在許多方面,世道人心已被多年輻射而汙染,讀者其實比以前還渾蛋,品味能力也已大壞”。他認為“現今台灣的知識分子都是在集體逃避現實,雖然這些知識分子在專家的部分,也許有相當成就,可是他們所走的大方向錯誤,這是很可怕的”。其實,作為文章,比起“配讀”與否來,更根本的還在於人們值不值得去讀。

李敖生在大陸,根在大陸,啟蒙在大陸,初中二年(級)的時候,才隨父母“應變”去到台灣;成長在台灣,成就在台灣。姑無論李敖自信自己是“真正大陸型的知識分子”,“並不只台灣出了個李敖,而是中國出了個李敖”,根本還在文化。台灣和大陸是同根同源的文化,兩岸有著同樣的歷史傳統,近現代承受著同樣悲慘的命運,如今同樣在為現代化而掙紮、而拼搏、而奮鬥。中國要爭存於世界各民族之林,“根底在人”。人創造文化,文化又創造人,這是新時代的血脈。這才是台灣和大陸、李敖和我們無法分離的紐帶。這也是《李敖五十年唯一自選集》出大陸版的特殊意蘊。

李敖是值得一讀的:不僅台灣,而且大陸;不僅現在,而且可見的將來。

這是因為李敖充分關注文化問題,把握著中國一百五十多年來社會轉型的這個樞紐。他不僅作《傳統下的獨白》、《獨白下的傳統》,不僅作《中國性研究》、《中國命研究》,在他筆下,無論歷史、思想、法律、道德、教育、政治與人物,無不聚焦於文化,揭示其中的文化內涵、文化性質與文化品位。李敖從不空談,每一個問題都引征大量的歷史文獻或文字資料,有時達到“資料轟炸”的地步。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他的結論,你決不能無視他提出的證據,甚至正是這些資料將推動你重新思考他提出的問題。李敖又決不死守書本,埋頭於故紙堆中。他把現實社會中人們現有的思想作為思想資料加以分析、研究,並給予辛辣的抨擊,於是他引征的歷史資料與現實的活思想相結合,顯示出生動活潑的生命力。李敖的文章風行一時,能夠激發青年讀者的狂熱,爭相閱讀,這是一大關鍵。

李敖充分關注文化,活的文化,出於一種堅信,他說:“有一個問題緊逼著我們,那就是文化思想上的困惑。這個問題我們沒有理由說它是一個暫時不足論的問題,它比政治的問題、軍事的問題、經濟的問題都顯得永恒而基本,並且無法用特殊環境做口實來拖延它應有的答案。”

這是事實。人從動物進化而來,人之成為人,伴隨著生物學意義的進化產生了心智,出現了智人,也即現代人,於是產生了文化。人類的一種生存方式形成一種文化,一種文化又規範一種生存方式。文化即人化,也即所以化人。生產力可以發展,經濟可以從遊牧到畜牧、到農業、到工業、到信息時代,決定人們生存方式的根本觀念即文化的根本內涵可以基本不變;政權可以嬗變,朝代可以改換,人們生存的方式即根本的人與人的關系可以基本不變;也即文化的根本內涵基本不變。一部二十四史,一部世界史,充分展現了這樣的事實。當文化的根本內涵出現革新,人們的生存方式發生根本改變,人成為新人,政治成為新的政治,社會成為新的社會,這才是新的境界,新的人間,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