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剛至柔 至情至性傅斯年與家人（第3/7頁）

轉眼就是1941年的春瘟時節。3月，傅斯年被送進重慶歌樂山下的中央醫院。這次生病，是幾年來心力交瘁以致積勞成疾。傅斯年在給胡適的信上談道：“去年初冬，敝所奉命自昆明遷川南，其時甚為忙碌，又以兼任敝院總幹事長之故，更感生活之不安定。今年在二三月中，五十天內，一連開會五次，長者如參政會之十日，短者不過一日，但屬於敝院者，須弟事先準備，又以有各種不如意事，時有暴怒。”7住院四個月後，傅斯年回到歌樂山上的家裏養病。他在致胡適的信中訴：“出中央醫院時，血壓是低了。以後高高下下幾個月，我在歌樂山養病，以離中央醫院近也。出院時為7月7日，直到9月中，才可以說能走點路。一夏大轟炸，只是聽著他在頭上過，任之而已。”8那是一段窮愁的日子，俞大綵寫道：

孟真重病在身，幼兒食不果腹。晴時，天空常有成群的敵機，投下無數的炸彈；廊外偶而細雨紛霏，又怕看遠樹含煙，愁雲慘淡，我不敢獨自憑欄。

記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顧路途遙遠，上山探疾，孟真囑我留客便餐，但廚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樓，向水利會韓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與韓君，素不相識，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學與孟真同學，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錢。

事隔一月，我已還清債務，漫不經心地將此事當笑話說與孟真聽。不料他長嘆一聲，苦笑著說：“這真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寫文章，多賺些稿費，決不讓你再靦顏向人借錢了。我好慚愧。”我很後悔失言，不料一句戲言，竟引起他的感慨萬千，因為他常為國家多難而擔憂，但他於個人生活事，從不措意！9

福不雙降、禍不單行。這年10月，傅斯年的母親不幸去世。母親逃難重慶，他無暇顧及，只好安排弟弟傅斯巖照顧母親的生活，自己負擔費用。朱仲輝寫道：

傅先生母喪後，悲慟之情自不待言，但以國難當頭，喪事一切從簡，不發訃告，不開吊，壽衣老太太早已自做好，僅購置優質棺木，並請俞大維派人料理安葬事宜，墓地經選在歌樂山附近，地名已記不清楚。僅記得是在當時水利部後山，大概是中研院數學研究所辦公處旁一小山頂上。下葬時在巖石中鉆一洞穴，用吊車將棺木放入，再用水泥制成約七八寸厚之水泥板三塊，用吊車吊起蓋上，極為堅固，是日參加葬禮者除傅先生兄弟二人外，僅有我與中研究院高先生及數學所部分人員，另有工程人員不過十數人而已，人雖不多，但極隆重。10

辦完母親的喪事，傅斯年身心兩傷，高血壓再度復發。

傅斯年的母親何老夫人。

1941年年底，大病初愈的傅斯年將婦攜雛，來到霧霾彌漫的李莊板栗坳。四川的坳，就是山間的小盆地。栗峰山的張家大院隔著幾塊水田有個獨立的小院，叫桂花院，是給傅斯年租賃的。山居生活有種種不便，卻有一種“復得返自然”的靜謐。董作賓寫下傅斯年此刻的行狀：

第一組主任，現在是傅孟真先生兼任的，他名為回所來養病，實際上他一會兒也閑不住。他忙著督促指導各部分的研究工作；他忙著審核論文，編印集刊，他已編成了集刊五大冊六十萬字的論文；他忙著和同事們討論每個人跟他自己要研究的問題；他忙著替朋友和同事們買藥，請大夫，治病；他忙著和朋友們“擺龍門陣”，討論天下國家大事，或者寫信給朋友吵嘴；他忙著到大廚房去拍蒼蠅，或者叫人鋤路旁的野草，把毛廁裏多撒石灰；他忙著為同事買米，買布，買肥皂等等；他忙著一切的一切。有時似乎是清閑了，他又忙著找密斯特王（指版本目錄學家、山東省圖書館館長王獻堂）下兩盤象棋。11

大嗓門直腸子的“傅大炮”，也有心細如發的時候。任繼愈講述：

傅斯年在李莊的時候遇到向達的兒子和李方桂的兒子打架，一個五歲，一個八歲。五歲的打不過八歲的，李方桂的夫人就來找向達的夫人，兩位夫人爭得不可開交。這時候傅斯年經過看到了，對雙方賠禮道歉，連說：“你們兩個消消氣，都不要吵了，都怨我。”邊說還邊作揖。傅斯年處理這事看似“低三下四”，但他是為了尊重李方桂、向達兩位專家，讓他們安心研究，不為家庭瑣事分心。12

弟子們見了所長，卻似老鼠見了貓。馬學良寫道：“當時我們小輩，晚飯後在田邊散步，遠遠看到傅先生迎面走來，都轉身急急奔逃，如果逃脫不了，就會被抓去下棋。其實傅先生心不在棋，意在思考某一學術問題，或天下興亡大事，不過借棋定神，心有別屬。因而常常高舉棋子而遲遲不落，令知者感懷，不知者詫異。也有傳說他是借機測試，以便了解你的智能和學術造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