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未竣工的考古學重鎮（第3/6頁）

1935年，梁思永（右）在西北岡大墓接待前來參觀的伯希和（法國）和傅斯年（左）。

戰爭爆發後，傅斯年代理中研院總幹事，李濟受教育部委托，調查故宮文物遷運情況。梁思永以史語所臨時負責人的身份，組織全所同人攜帶物資自南京轉長沙，再經桂林、越南海防遷往昆明。一路上，最犯愁的是歷次考古發掘的物品。史語所档案中，有梁思永致湖南教育廳朱經農廳長的電文，“存件勞神安置，公私極感”；朱經農的回電卻有些不客氣，“存件無法起運，分別砌入地下室夾墻內。保管員窮極，匯生活費。”梁思永領著史語所同人，帶著妻女，顛沛流離。每次轉移，梁思永帶領大家一齊動手，把二十多萬冊書籍和文物裝成六百多個大箱，然後經由卡車、火車、木船、輪船，一站一站地押運到目的地。到達昆明後，青年研究人員勞榦、陳述寫信向在重慶的傅斯年所長報告：“學生等三月十二日到滇，……此次千裏長途運公家要物來此，李啟生、高曉梅諸君費力甚大，梁（思永）先生尤賣力氣……”但旅途勞頓並未換來長久的清靜。1940年10月底，為擺脫敵機轟炸，史語所遷到四川南溪縣的李莊。

梁思永一家，租賃李莊鎮羊街八號羅南陔家暫居。史語所在板栗坳山上，羅南陔家在江邊。梁思永遂周一一早上山，周六晚上下山。山上住六天，家裏住一天，那情景頗像他創立的田野工作站制度。2003年，我從當年的房東羅南陔的兒子羅萼芬老人處，了解了當年的情景：

我父親在當地很有影響，人稱“小孟嘗”。聽說梁思永身體不好，父親誠懇相邀：“愚下已經叫兒子兒媳遷到鄉間石板田住下了，現將自家住房騰出一半，打掃就緒，特請先生與夫人前去查看，可否滿意？”梁思永遂住進我家。隔壁住的是中博院主任李濟的一家，他父親是詞人李郢客老先生。我家室號“植蘭書屋”，院子的天井裏有口大青石缸，缸子周圍置放有二三百盆蘭花，清幽清幽的，空氣好，正適合梁思永養病。

梁思永一家在李莊羊街8號院內。

我父親留了一間屋自己住。好管理蘭花。我和父親、繼母住在一起，其余騰給了梁思永。書房裏兩邊是窗，一邊是張老式書桌，可作辦公，一邊是張老式梳妝台可供梁師母梳洗化妝用。中間一張老式大床，一壁一個空著的大書架，可放上千冊的書。一邊是一個舊式的食品櫃和大衣櫥。梁思永一家很滿意這個環境。

梁思永曾到重慶去治過一段時間的肋膜炎。那是抗戰前就得下的病。那段時間，梁思成每隔幾天要來弟弟家一趟，看缺不缺什麽，有時也捎點菜來。

思永是歷史學家，在我家研究宋史。當時我父親也愛好文史，他兩個很談得攏。常常在蘭花叢中，安兩個馬架，或躺或坐，一談就是好幾個小時。我們親戚多，常從鄉間送來的瓜果蔬菜，都照常送兩份給梁家兄弟。減少他兩家上街買菜的花銷。4

那段歲月，我曾采訪過梁思永先生的獨生女梁柏有。那時她僅七八歲：

當時我們住在李莊的羊街八號羅南陔家，分前院後院。院裏有桂圓樹花椒樹。羅家住前院，我們家住後院。後來我們搬到板栗坳的茶花院。記得家裏一屋子的頭蓋骨，很害怕。父親成天在人頭骨和各種陶罐之間敲敲打打，修修補補。

我母親叫李福曼，是我大祖母李蕙仙的侄女。她是貴陽人，燕京大學教育系畢業，曾在北京協和大學工作過一段時間。抗戰後就沒再工作，主要是照顧我和父親。我開始在李莊鎮中心小學讀書。後來讀板栗坳的子弟校。生活怎麽苦我沒感覺到，應該是“少年不識愁滋味”。我跟董作賓伯伯的兒子董敏、董興一起玩。前些年董敏托我堂兄梁從誡從台灣帶回一張照片，是當年板栗坳我們一群孩子的照片。有一張父親在病床上的照片，胡子很長，樣子很憔悴。記得病床上，他讓我站在他床頭背《史記》，背不出來，就讓我自己去拿尺子來打手心。5

史語所的档案裏，留下了貧病交集的梁思永高尚清正的背影：

弟不擬申請子女學校費用，謹將申請表等奉還。

弟之列名請求暫墊柴款事，確是欠斟酌，當時只注意於希望研究能夠幫助境況特別困難的同人們解決燃料問題，但始終絕對沒有要研究所為自己墊款之意，特函致歉，並望能接受此項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