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風霽月 和而不同李濟與胡適的相濟與不適（第4/6頁）

1962年2月24日下午六時，胡適生前最後遺照。

胡適辭世後，蔣介石寫下一副挽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以示哀悼。第二天，宋美齡看望了胡適夫人，勸她好好保重。27日，蔣介石又送來挽額，上書“智德兼隆”四個大字。3月1日是公開瞻仰死者遺容的一天，蔣介石前來吊唁。鮮花、挽聯、祭幛、花圈、哭聲和哀樂，整個台島哀榮備至。

在悼念胡適的追悼會上，李濟送的挽詞只是三句小詩：

明天就死又何妨？

努力做你的工，

就像你永遠不會死一樣。

挽詞的出處，是丁文江生前最喜歡的兩句名言，傅斯年在紀念丁的文章裏引述過，“準備著明天就會死，工作著仿佛永遠活著的”，這三句話是從一本書裏摘錄下來的，英文是“Be ready to die tomorrow ；but work as if you live forever”。當年丁文江曾請教過胡適怎樣翻譯才好，胡適在《丁文江的傳記》裏，把這段話譯成了如下白話韻文：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遠不會死一樣。

李濟的挽聯，既是對1936年去世的丁文江，1950年去世的傅斯年和新逝的胡適的共緬，也是一種自勉。古人謂“既念逝者，行自悼也”。

也許胡適最初的預感是正確的，那就是根本不能讓李濟講話。於是，圍繞胡適的死便有各種說法。其中之一是胡適的病情發作，是受了圍剿的刺激，而李濟就是參與圍剿的一類人。也有更多的人指責李濟不該在那種場合唱對台戲。11

李濟為何要講那些話，那些話是否沖犯了胡適？回答這些問題得研究李濟在1962年2月24日前後的心態，也要追蹤他的思想根源。

近代科學為什麽沒有在中國生根，這個問題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稱為“李約瑟難題”。愛因斯坦在致斯威澤的信中談到：“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希臘哲學家（在歐幾裏得幾何學中）發明了形式邏輯體系，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有可能找出因果關系。在我看來，人們不必對中國聖賢沒能做出這些進步感到驚訝。這些發現竟然被做出來了才是令人驚訝的。”12這些觀點深深地刺激著李濟。1952年8月，他在為石璋如編著的《考古年表》作序時說：

中國學術界接受科學方法是很晚近的事，不必諱言。有一次斯文赫定告訴中國的科學家說：“李希霍芬在中國調查地質總算有鑿空之功了，他的能力與見識都是不可多得的。但是他始終不相信，中國的斯文秀才會放棄蓄長指甲、出門坐轎子並帶一個書童侍候的習慣。”他的意思，就是“田野工作”是歐洲科學家的法門；中國秀才不但不會學，也學不會的。但是斯文赫定說：“假如李希霍芬晚生五十年，他的意見就一定不是這樣。”13

1953年8月，李濟在《自由中國》雜志上發表了《關於在中國如何推進科學思想的幾個問題》一文。他首先轉述羅素關於中國人面子觀念的印象：羅素說，他在北京教中國學生，也同在劍橋教英國學生一樣，學生若有不用功者或作業不夠標準的話，他總是盡責直率地教導他們。但中國學生的反應卻有些兩樣，要是不努力而告誡他的話，他們總表現得忸怩不安，而不是恭敬受教；好像所教導的話，使他們失去了“面子”。在羅素看來，人與人相處，完全以直道而行，也許要使精神過分地緊張，人生樂趣減去不少；但是若把誠意隱藏一部分以將就面子，豈不有傷追求真理的精神？講面子與追求真理，有時是不相容的。進一步地說，愈是講究面子的人，愈不會對於追求真理發生興趣；故重視面子的中國社會，同時就沒產生真正的科學思想。李濟認為羅素的看法切中肯綮，阻礙科學思想在現代中國推進的因素，主要表現在：以“禮”為核心培植的中國文化主流涵育了“有稱”的等差，這就是中國社會最講究“面子”的理論基礎，這樣就跟追求真理的科學思想日漸分歧。舊教育的核心是從寫八股到對對子。沉浸在巧妙工仗對聯中的心靈，不易接受邏輯思維。使用由對聯塑定其結構和性能的文字，對推進科學思想會產生許多不便；現代科學思想不迷信文字威靈，注重官覺與外部的實物接觸，文字始終只是工具；今後中小學的科學教育應以實物認識代替文字背誦；大學中近乎職業訓練的教育應放在工廠內；做研究性質的科學，學生除本國文字外兼能用一種外國文字作思想工具，方夠入學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