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風霽月 和而不同李濟與胡適的相濟與不適（第5/6頁）

1962年2月24日，“中研院”第五次院士會議（胡適去世的那一天）。李濟向海外與會院士解說安陽出土器物的情景。左起：吳大猷、吳健雄、袁家騮、李濟、劉大中、李光宇。

李濟對中國傳統文化與國民性充滿憂患意識，但批評的目的仍是對未來抱有信心。1954年9月22日，李濟在給張光直的信中寫道：“中國學術在世界落後的程度，只有幾個從事學術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們這一民族，現在是既窮且愚，而又染了一種不可救藥的，破落戶的習慣，成天的在那裏排（擺）架子，談文化，向方塊字‘拜拜’，——這些並沒什麽‘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為天地之大，只有這些。但是，每一個中國人——我常如此想——對於糾正這一風氣，都有一份責任；所以每一個中國人，若是批評他所寄托的這一社會，必須連帶地想到他自己的責任。據我個人的看法，中國民族以及中國文化的將來，要看我們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現代學術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識、求真理的人們，不僅工程師或醫師。中國民族的稟賦，備有這一智慧；適當的發展，即可對現代科學工作作若幹貢獻。你們這一代是負有大使命的。”15

促進科學在中國生根，是李濟一貫的思想主張和行為動力；而科學未能在中國生根也是他內心難以消除的緊張和焦慮。1962年1月，值蔡元培誕生九十五周年，李濟作了《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的講座。他說，“把中國上古史這五個字連綴在一起，就構成一大串與自然科學分不開的問題。”他向史學家提出三條參考意見：“第一，史學家應該充分地采用自然科學研究的成果，尤其是與研究人類有親切關系的部門”；“第二，但是我們要小心，科學成績的價值也是不相等的”（這裏指的是偽科學以及借用科學理論發揮個人偏見的“不成熟的半調子的科學歷史觀”）；“第三，中國歷史是人類全部歷史最光榮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體人類歷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輝才更顯得鮮明。把它關在一間老屋子內，孤芳自賞的日子已經過去了。”161962年2月，李濟在亞洲史學家第二次年會上作題為《再論中國的若幹人類學問題》的演講。他主張“‘中國的思想和制度’問題這個當今在美國很時髦的研究計劃，應當在一個嚴格人類學的基礎上進行”，並且他傾向於認為，“這樣獨特的一類中國的人類學問題由中國學者來處理要容易些”。17在中國推進科學思想，可以說是李濟學術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因此，發生在2月24日中研院酒會上的那件事，不是李濟故意搶白胡適，蓄意跟他唱對台戲，而是他以自己獨特的話語體系再一次警醒世人。

李濟1954年攝於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

過去人們將李濟歸於科學家、考古學家一類，此後，人們發現李濟的思想也異常深刻睿智。很多年後，陳省身在一篇文章中談道，“香港中文大學有一位英國先生跟我說，你們中國還沒有自己訓練成的第一流科學家。李濟之先生也說過，科學在中國沒有生根，我都有同感。其實中國訓練成的第二、第三流科學家有幾人？日本湯川教授在做成meson（介子）的工作以前，沒有離開過日本。相形之下，當知努力所在了。”18

20世紀80年代，台灣作家的一本暢銷書《醜陋的中國人》在大陸走紅。書中一篇題為《你這樣回答嗎？》的附錄，以直陳弊端的深刻膾炙人口。那是柏楊夫人張香華跟一位傳奇的神父司禮義19的對話錄，謹節錄兩段：

“你認為是什麽樣的觀念影響中國人生活形態最大？”我（張香華）接著問。

李濟在辦公室研究安陽出土文物。

司神父直截了當針對我所盼望聽到的主題說：“我認為造成中國社會落後，有一個原因來自中國人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太大。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這句話支配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使中國人的知識無法實驗，知識和技術無法運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學者，往往是手拿釘錘、斧頭的人。在西風東漸之前，中國學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實驗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識、技術，卻在實踐的過程中，獲得不斷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國人縱有聰明的思考力，精於算術，很早能發明火藥、羅盤、弓箭，卻沒有辦法推動科技，發展機械文明。因為，在儒家思想影響之下，高級知識分子的領導階層，輕視用手做工。機器的發明與運用只限於末流的平民階級，大大地阻礙了知識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