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PREFACE

傳統上，大家都認為東漢是西漢的延續。

而事實上，東漢卻是一個完完全全建立在烽煙燎原、黃鐘毀棄的時代廢墟之上，且迥異乎西漢的全新王朝。

當是時也，王莽亂政，豺狼當道，海內鼎沸，群雄並起。中原大地，忽如一夜春風來，出現了幾十支乃至上百支林林總總、大小不一的割據勢力：臨淮人瓜田儀暴亂於會稽長洲，瑯琊海曲女豪傑呂母飄忽於海上，樊崇、力子都聚眾於瑯琊，王匡、王鳳聚嘯於綠林，城頭子路縱橫於黃河﹑濟水之間，梁王劉永割據於睢陽，公孫述稱帝於成都，李憲自立為王於淮南，秦豐自號楚黎王於黎丘，張步起兵於瑯琊，董憲舉旗於東海，延岑起事於漢中，田戎亮劍於夷陵，此外，還有平原的遲昭平、江夏的羊牧、廬江的王州公、钜鹿郡馬適求、漁陽的彭寵、真定的劉楊、南陽的鄧奉等，也紛紛領著或眾或寡的兵馬加入到這亂世的混戰中來，再加上種類繁多、數不勝數的諸如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流民，這些勢力盤根錯節、犬牙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援引，又有牽制，時而交合，時而決裂，相與爭鋒，互相搏殺，可謂紛繁復雜、混亂不堪。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劉秀白手起家，披堅執銳，百戰沙場，血戰十五年，以布衣取天下，誠為不易，無怪乎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嘆道：“光武之得天下，較高帝而尤難矣。”

然而，更難能可貴的是，他不但是一個開國之君，還是一個治國之君。

首先，光武帝總結了秦朝滅亡、西漢“七國之亂”等血淋淋的歷史教訓，大力集中中央機構的管理權，如：擴大了西漢成帝時設立的尚書四曹，改設立六曹，尚書台也從秦代主管殿中傳令的卑小官職逐漸演變成為“出納王命、敷奏萬機”的朝廷中央辦事機構，還加強了州部刺史制度、縮減三公權力等。

其次，他參考了王莽改制的內容，為解放勞動生產力，多次頒布釋放奴婢的詔令，並針對嚴重的土地兼並問題，通過行政手段實施“度田”，鼓勵農桑。

因為貫徹“以柔治國”的理念，東漢被稱為中國歷史上惠民政策最多的時代。

他推行的一系列“與民生息”政策，使帝國迅速崛起，煥發出勃勃生機。

他堅持不懈開展的“度田”運動，迎來了中興盛世。

東漢時的農業生產遠超西漢。北方出土的東漢鐵農具鍤、鋤、鐮、鏵等，數量之多，遠非西漢可比。犁的鐵刃加寬，尖部角度縮小，利於深耕，某些地方已經出現了比耦犁（二牛擡杠），輕便的挽犁（一牛牽引）。農耕、蠶桑、水利、銅鐵冶煉、銅器制造和火井煮鹽等方面的發展呈穩步上升勢頭。而定都洛陽，地處中原，交通便利，客觀上也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在交通能力低下的條件下，國內出現了專門從事西域貿易的大型貿易商人。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重鑄的五銖錢還一度出現過跟不上商品流通量的情況。

再次，他又在繼承西漢文化統治優秀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時代需求，進一步加強了文化管理和文化建設，制定出較為系統的文化政策。具體來說，重儒崇經，將儒學讖緯化，穩固了儒家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統治地位；通過細化和發展官學教育體系以及鼓勵私學的政策，培養統治人才，推廣教化。光武帝提倡講經論理，專門從儒生中選擇統治人才。其於建武五年就開始建立太學，設置博士。

另外，他和他的後繼者都相當重視各地間的文化交流，積極向周邊少數民族地區傳播以儒學為主體的漢文化，又通過疏通絲路、派遣使者與周邊國家乃至西域諸國開展文化往來的方式，積極引入佛教文化。

光武帝之後，明、章、和三帝同樣勵精圖治，尤其是漢明帝，勞心勞力地修治黃河，消除了水患，使黃泛地區廣大土地重新得到耕種。在此基礎上，東漢帝國的水利工程學得到了極大的推廣，以至關東地區及長江以南，陂池灌溉工程也陸續興建起來。這方面的優秀人才有鮑昱、杜詩、張堪、王景等。在與水打交道的過程中，又發明制作了水碓、翻車、渴烏等工具。

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改進，使農產品的畝產量顯著提高。漢末仲長統在《昌言》中就指出，當時的農田畝產量為：畝收三斛。

在文化教育上，明帝更是廣召名儒，以察舉、征辟以及舉賢良方正、明經等科目，網羅地主士大夫的子弟做官。

東漢政治、經濟、軍事、建設、科技、文化、醫學、宗教各方面之成就毫不遜色先出於其前之西漢、晚出於其後的盛唐，而其學術思想之開放、科技發展之迅速，社會風氣之淳樸，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堪稱我國的又一個黃金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