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4/9頁）

轉念一想，廖衡也很夠意思不必如此；而況這糾紛鬧出來，小報記者追根究底，可能將自己也會牽連進去，是件很劃不來的事。

於是他說：

“我先來聯絡一下看。”

當然是跟卡果可夫聯絡；他原以為只是一個短局，聽說要帶到西山八大處，自然是停眠整宿。不免面有難色。因為凱薩琳要照料買賣，無法抽出那麽多的時間。

“你不會臨時請一個人來照料？”吳少霖說：

“請個短工，一天不過十幾二十塊錢的事。”

“錢是小事，生手連菜名都不知道，上菜的規矩也不懂。”。

“那就請個熟手。”吳少霖取出皮夾子掏了一疊十元的鈔票，約是七、八十元，往櫃上一放：

“就這樣說了，十月五號下午四點鐘，我派車來接。”

卡果夫無可奈何，只好答應。吳少霖回到原處，將交涉情形說了一遍，廖衡少不得又誇獎了一番。

十月二日深夜，邊守靖家照例有個集會，除了高淩霨、王毓之以外，“核心分子”諸如吳毓麟、王承斌、熊炳琦等人，亦都必到；所談的頭一件大事，便是計算票數。

“親自到甘石橋來領的，一百九十四；中間人經手代領的，三百七十三，總數是五六七。”王硫芝提出報告：“還差十六名。”

原來兩院議員總數為八百七十四人，照“大總統選舉法”規定，“大選會”須有議員總數三分之二出席，計為五百八十三人，還要十六個人，方始夠數。

“嘎，”邊守靖說：

“總數是五六八。邵次公的支票，我托他的同鄉王少南帶給他了。”

“那也還差十五個。”

一句話未完，聽差來請王統芝聽電話，是曹銳從天津打來的。

電話就在他右邊的茶幾上，拿起話筒聽不到，兩分鐘，便舉起左手，用食、拇兩指，搭成圓圈——這是新流行起來的一個手勢，表示英文的OK。

“行了，”王毓芝放下電話筒說：“曹四爺說：天津有九位，明天進京；齊撫萬派人護送六位，準後日到京，正好十五個人。”

齊撫萬便是江蘇督軍齊燮元。當津保派發動賄選時，派定各省督軍、省長“報效”的金額，數目最高的是山西督軍閻錫山、湖北督軍蕭耀南、江蘇督軍齊燮元，每人五十萬。

齊燮元除了出錢以外，還很出力，衷心希望曹錕能夠如願以償。從表面看，他的江蘇督軍由代理而真除，出於吳佩孚的力保，直系“辦大事”，自當盡心協力；其實另有深意。

原來，曹錕之當選與否，對蕭耀南與閻錫山的關系不大，蕭耀南是吳佩孚的嫡系，只要吳佩孚的實力夠，就算曹錕不當大總統，他的地位亦不會動搖。

閻錫山更是根深蒂固的“山西王”，他從辛亥革命、山西獨立開始，便采取閉關自守的宗旨，山西與鄰近各省，書雖同文，車不同軌；山西的鐵路采用較標準軌道小一號的“開普軌”，與他省不能通車。報效曹錕大洋五十萬，無非賣個情面；大選結果，他不必關心，反正誰來當政，都動不了他的山西督軍。

但齊燮元就不同了。江蘇膏腴之地，虎視眈眈的，頗不乏人；而且，傳說中他曾兩次“殺上”。

第一次是護國軍興師討袁，他是入湘的第六師師長馬繼增部的第十二旅旅長，行軍途中，馬繼增神秘暴卒，齊燮元因而升任第六師師長。有人說。馬繼增之死於非命，是齊燮元的陰謀。

第二次是民國九年秋天。那時，他是蘇皖贛巡閱使兼江蘇督軍李純的副手。有一天忽然傳出李純的死訊，內情不明，流言四起，有的說他是厭世自裁；有的說，他是死於誤殺，而如何誤殺，又有兩說：一說是他多內寵，其中有個姨太太與他的馬弁通奸，為李純撞破，以致被殺；又一說是李純與他的侍眾副官畢正林的妻子發生曖昧，本夫殺了奸夫；但也有人說，李純是為齊燮元所殺。北京並曾特派財政部次長潘復專程到南京調查，而並無調查報告，益顯得內情復雜。

這些傳言都頗不利於齊燮元，因而急於想成擁戴之功，以求固位。本來離京的國會議員，多集中在天津、上海三地，而散處原籍的，亦有三十余人。其中以江蘇最多；齊燮元便分別派人登門勸駕，軟哄硬逼，羅致了六個人，特派一名機要秘書，一名警衛營長，帶領槍兵八人，掛了一節“藍鋼車”，由津浦路北上，名為護送，實為押解。車到天津，時在十月四日上午。

其時曹銳已派了人在車站迎接。送到天津最有名的旅館，位於英租界的“利雅德”休息，隨即奉上請帖，中午在利雅德餐廳請吃西餐；餐後上車進京。

其中有一個江蘇常州選出來的眾議員朱溥恩，洗完澡休息，隨手拿起一份報，觸目大吃一驚，只見第一版頭條的大標題是：“眾議員邵瑞彭公布證據，控告高攝揆吳議長賄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