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2/10頁）

見此光景，許琨覺得很對不起張宗昌，“效坤，”他說：“‘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奉軍自從敗給直軍後，張老帥發誓報仇，正在招兵買馬，咱們不如出關；將來跟奉軍回來，打吳子玉這個龜孫！”

於是相偕到了天津，果然氣象不凡；張作霖整軍經武，真可說是規模宏遠，可是張作霖雖有意延攬張宗昌，卻作不得主。

原來，奉軍分為新舊兩派。

舊派的主要人物，也是當初幫張作霖打天下的一班好漢，包括張景惠、吳俊升、孫烈臣、張作相、湯玉麟、萬福麟等人。

新派奉“少帥”張學良為領袖。但“老帥”所最信任的的是楊宇霆，此人是沈陽附近的法庫縣人，日本士官八期出身，為人精明強幹，自從繼張作相為奉軍統帥部的總參議後、吸收了韓麟春、姜登選、郭松齡、戢翼翹、臧式毅、於國翰、邢士廉等等這一班來自日本士官、保定軍校，或者曾經留學的少壯人物，構成了新派。

前一年的直奉戰爭，舊派部隊，潰不成軍；新派則雖敗未潰，尤其是直軍乘勝追擊，氣勢如虹，虧得新派中的王升文團，在山海關石門塞，浴血苦戰，全團傷亡極重，團長陣亡，終於使得奉軍穩住陣腳。

這一場戰役下來，不獨張作霖認為要報仇雪恥，非倚重新派不可；即令舊派，亦不能不服新派甘願接受指導。

新派獲得張作霖的充分授權，負責重建奉軍，特設“東三省陸軍整理處”，名義上由孫烈臣擔任統監，但負實際責任的是三個人：副監姜登選、參謀長張學良，以及張學良的靈魂郭松齡。

郭松齡字茂辰，沈陽東鄉人，陸大出身，先在奉天督軍署當參謀，由於跟楊宇霆意見不合而引去；民國八年復回奉天，在東三省講武堂擔任戰術教官。學生中有一個東三省巡閱使署衛隊旅的第二團團長就是張學良。

年方二十歲的張學良，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時候，聽了郭松齡的課，傾倒備至；同時，郭松齡處事認真負責，講求紀律，一絲不苟的態度，在看慣了凡事只憑老帥一句話，只以老帥的喜惡為轉移的楊宇霆等人的張學良眼中，具有特殊的魅力，因而結成亦師亦友的僚屬的深厚關系。及至張學良在講武堂畢業後，升任衛隊旅旅長，即以郭松齡為參謀長，並兼第二團團長。

民國九年奉軍第二次擴編，衛隊旅改為第三混成旅。人事依舊。

第二年五月張作霖兼蒙疆經略使，計劃征蒙，東三省藉機作第三次擴編，成立第八、第九、第十、三個混成旅，郭松齡一躍而為第八旅旅長。

但實際上，郭松齡等於兩個旅長，張學良的第三旅，不管是訓練還是作戰，都由郭松齡負責，一奉軍將兩旅合並稱呼，謂之“三、八旅”。

張、郭兩人同榻而眠、同桌而食；及至成立陸軍整理處，張學良的參謀長，實際上由郭松齡代理，一切編制、訓練的章則，皆出自郭松齡手訂。

既然原有的新舊軍隊，尚在整理淘汰之中，當然無法平空給張宗昌一個番號；不過，張作霖是很重義氣的人，張宗昌窮途來歸，竟無可位置，自然於心不安，好不容易才想辦法給他編了一個營的憲兵，歸憲兵司令陳興亞指揮。

張宗昌已當過師長，如今連降三級只帶一營人，自感委屈，但亦無法，只好苦守待機。

機會終於來了。第一次直奉戰爭時，吳佩孚到了天津，為張作霖攆走的前任吉林督軍孟思遠去看他，希望吳佩孚幫助他恢復原有的職位。吳佩孚回答他說：

“要當督軍必須自己打天下；現成的督軍是弄不到手的。”

孟思遠有個外甥叫高士儐，本是吉林軍的師長，此時自告奮勇，願意取道海參崴，到黑龍江綏芬河去策動他的舊部山林遊擊隊司令盧永貴起事。

盧永貴果然為他說動了，當奉直兩軍在榆關對峙時，宣布獨立，通電推舉高士儐為奉吉黑三省討逆軍總司令；具體的行動是帶領所部兩千人，又吸收了兩股“紅胡子”，將中東路“五站”的駐軍，包圍繳械，由綏芬乘火車向西，打算一鼓作氣沖到哈爾濱。

其時，張作霖正在天津附近的軍糧城指揮作戰，得報有此不測之變，一時無兵可派，不由得想起了駐劄在哈爾濱的張宗昌，他說：

“張效坤花了我好幾十萬大洋，叫他去打高士儐、盧永貴。”同時透過關東軍的關系，為張宗昌補充了一批軍械。

張宗昌深知這是一次立功的機會，所以行動非常迅速；到得五站地方，打聽到盧永貴的部下以及他所吸收的“紅胡子”中，有許多是當年在一起築路的工人，而且都是鄉親，因而找了幾個有交情的來，豪賭暢飲，歡然道故，一夕之間，瓦解了盧永貴的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