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玉座珠簾 第二十九章（第4/11頁）

“有個時金彪。”梅啟照說，“張文祥曾供過這個人，也是撚匪那裏投降過來的，現在山西當參將。”

“那就行文山西，逮捕到案。”

“是！”梅啟照問道：“請示欽差大臣，那一天提審？”

“我審也無用。”張之萬說，“這一案到最後如何定讞？該有個打算。打算好了我們就照這條路子去走。”

梅啟照深深點頭，看著魁玉，魁玉也點點頭，示意梅啟照提出商量好的辦法。

辦法是替張文祥想好的一套口供，一要顯得確有深仇大恨，完全是張文祥個人處心積慮，必欲得而甘心，借以搪塞“嚴究主使”的朝命和清命；二要為馬新貽洗刷清譽，而且要隱隱含著因為公事認真，致遭小人之怨的意思，這樣，馬新貽之死，才能有殉職的意味。

這套假口供是如此說法，張文祥本是李侍賢手下的裨將，洪楊平定，他逃到了浙江寧波，與海盜有所勾結，同時開了個小押當，隱姓埋名，苟且度日。

等馬新貽調了浙江巡撫，海盜為患，派兵剿治。在浙江象山、寧海有一處禁地，名叫南田，向來為海盜所盤踞，馬新貽捉住了其中的頭目邱財青，處以死刑，另外又殺了海盜五十余名，其中頗多張文祥的朋友，平日常受他們的接濟，這一下等於斷了張文祥的財路，因此他對馬新貽恨之入骨。

這以後又有一連串的怨恨，張文祥開小押當，而馬新貽因為押當重利盤剝小民，出告示查禁，張文祥生計頓絕，便起了報復的心。又說，張文祥的妻子羅氏，為人誘拐潛逃，讓張文祥追了回來，但人雖未失，卷逃的衣物為奸夫帶走了，一狀告到巡撫那裏，馬新貽認為此是小事，不應煩瀆大憲，狀子不準。不久，羅氏復又潛逃，張文祥追著了，逼她自盡。至此人財兩空，認為馬新貽不替他追贓，以致他的妻子輕視他，於是立志報仇。

這裏面當然也有片段的實情，象張文祥的妻子，背夫潛逃，即有此事。但從整個供詞看，疑竇甚多，然而除此以外，別無更好的說法，也就只有自己騙自己，信以為真了。

“不過，”張之萬只提出了這樣一個指示：“一定要兇手自己畫供，有了親供才可以出奏！”

不論案情大小，定罪的根據，就是犯人的口供，這一點梅啟照當然不會疏忽。回去以後，立刻傳見負責主審的江寧知府和上元知縣，傳達了欽差張大人的意思，要他們設法勸誘張文祥，照此畫供。但既不能用刑迫供就範，便只有慢慢下水磨工夫，一拖拖了個把月，尚無結果。

這時的曾國藩，請辭江督，未能如願，已經交出了直隸總督的關防，正預備入京請訓，天津教案總算已化險為夷，殺了兩批兇手，也辦了張光藻和劉傑充軍黑龍江的罪，毛昶熙和丁日昌，亦已分別回任。大局已經無礙，加之曾國藩曾有奏疏，痛切自陳，舉措失機，把張光藻和劉傑辦得太重，“衾影抱愧，清夜難安”，因而亦能見諒於清議。而朝廷為了慰撫老臣，特旨賜壽，由軍機處派人送來禦書“勛高柱石”匾額一方，禦書福、壽字各一方，以及紫銅佛像、嵌玉如意、蟒袍衣料等等。他這年是六十整壽，生日正在慈禧太後萬壽後一天，兩湖同鄉，就在不久前要把他點翰林的匾額撤除的湖廣會館，設宴公祝。

就在他出京之前，張之萬和魁玉會銜的奏折到了，說張文祥挾仇“乘間刺害總督大員，並無主使之人”，同時定擬罪名，淩遲處死。消息一傳，輿論大嘩，給事中劉秉厚、太常寺少卿王家璧紛紛上奏，認為審問結果，不甚明確，要求另派大臣，嚴究其事。

不但輿論不滿，兩宮太後及朝中大臣，亦無不覺得封疆大吏死得不明不白，不但有傷國體，而且此風一開，中外大員心存顧忌，會不敢放手辦事，否則就可能成為馬新貽第二。同時就照魁玉和張之萬的奏報來說，前面說張文祥懷恨在心，又以在逃海盜龍啟沄等人，指使他為同夥報仇，因而混進督署行刺，“再三質訊，矢口不移”，後面卻又說：“其供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由“尚屬”二字，可見魁玉和張之萬並未追出實情，所以無論從那方面來看，這一案不能就此了結。

還要嚴辦的宗旨是大家都同意了的，如何辦法？卻有不同的主張。有人以為應該撇開曾國藩，另派欽差查辦；有人以為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以外，還有大學士的身分，此案應歸他主持。兩宮太後召見軍機，仔細商量結果，決定兼籌並顧。一方面尊重曾國藩的地位，一方面另派大員到江寧，重新開審。同時為昭大公起見，決定用明發上諭：

“馬新貽以總督重臣，突遭此變，案情重大！張文祥所供挾恨各節，暨龍啟沄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盡不實；若遽照魁玉等所擬，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讞，前已有旨，令曾國藩於抵任後，會同嚴訊，務得確情；著再派鄭敦謹馳驛前往江寧，會同曾國藩將全案人證，詳細研鞫，究出實在情形，從嚴懲辦，以伸國法。隨帶司員，著一並馳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