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清宮外史上 第五一章（第4/14頁）

因為如此，便常有些捕風捉影，疑神疑鬼的流言，有人說萬青藜、董恂在位不久了，有人說李鴻藻一系將攻倒王文韶，還有人替新任陜甘總督譚鐘麟擔心，說張佩綸一定饒不過他。

張佩綸曾經彈劾過譚鐘麟，那是四年前的事。光緒三年，山西、河南、陜西大旱，赤地千裏，朝廷截留東南漕米一百萬石，賑濟山西與河南，由閻敬銘以侍郎坐鎮山西，督辦賑務。有個縣官侵吞賑米，閻敬銘會同山西巡撫曾國荃，請“王命旗牌”，斬於鬧市，因而經手放賑的，不管是官員還是紳士，沒有人敢於舞弊，山西、河南的災民，受惠的不止其數。

但是，陜西同樣被災，卻獨獨向隅。這年從四月到九月，點雨未下，渭南、渭北，小麥下種的不及二成，百姓已經吃草根樹皮了，但左宗棠西征，還在急如星火地催運軍糧。李鴻章大為不滿，寫信給左宗棠說：“西北連年荒歉。民食猶苦不足，何忍更奪之以充兵餉？萬一如明末釀成流寇之亂，誰屍其咎！”

左宗棠接到這封信，當然很不開心。因此也就討厭有人說陜西大旱，陜西巡撫不敢違逆他的意思，便禁止屬下報災。朝廷查詢，他答奏說是“全省麥田僅有三成未播種者，余皆連得透雨，一律下種，雖有偏災，不致成巨祲。”這個巡撫就是左宗棠的同鄉譚鐘麟。

陜西的紳士為求自保，約齊了上書巡撫，請求奏報災情，設局派官紳會辦賑物。譚鐘麟置之不理，陜西紳士只好乞援於言路了。

當時陜西人當禦史的，一共有五個人，而陜西的紳士，只寫信給其中的四個。這四個人有一個叫余上華，雖是陜西平利人，祖籍湖北，兩湖一向認同鄉的，所以余上華跟譚鐘麟套上了交情，平日常有書信往來。這時便跟其余三個人說：“紳士與巡撫不和，言官又攻巡撫，彼此相仇，吃虧的還是地方。我看先不必出奏，由我來寫封信勸他，如果他肯回心轉意，奏請辦賑，嘉惠地方，我們又何必再作深責？”

大家都覺得他的話入情入理，應是正辦。便同意暫緩彈劾，由余上華寫信給譚鐘麟。那知道余上華出賣了他的同官，也出賣了他的同鄉，將陜西紳士的原函，寄了給譚鐘麟。

譚鐘麟為了先發制人，連夜拜折，專差送到京裏，特參“陜西紳士，把持公事，脅制官吏；移熟作荒，陰圖冒賑。”可惜，晚了一步，已經先有人參了譚鐘麟。

這個人叫梁景先，陜西三原人，官拜浙江道禦史，就是陜西紳士致書言路乞援，而獨獨漏了他的那個人。梁景先的科名甚早，是道光二十五年的進士，鹹豐十年英法聯軍進京時，他做工部郎中，因為膽小，棄官逃回家鄉。這不是什麽大不了事，但陜西人最講氣節，因此看不起他，後來雖然補了禦史，陜西的紳士卻從不跟他打交道。這一次桑梓大事，別人都受托出力，只有他不在其列，心裏非常難過。想想六十多歲的人，就要告退了，這樣不齒於鄉裏，將來退歸林下，還有什麽面日自居為縉紳先生？倒不如趁此機會，為桑梓效一番勞，晚節可以蓋過早年的恥辱，豈不是極好的打算？

因此，他深夜草奏，狠狠參了譚鐘麟一本，說他驕蹇暴戾，一條條罪狀列了許多，而且詞氣之間，也隱約談到余上華跟譚鐘麟勾結，“潛通消息”的情事，同時也參了陜西藩司蔣凝學，衰病不足以勝任其職。

他的奏折一上，譚鐘麟的折子也到了，陜西的禦史預備在京裏參他，他遠在西安，怎會知道？見得余上華“潛通消息”的話，信而有征。不過由於恭王的從中回護，這兩個折子都留中不發，只用“廷寄”命譚鐘麟“確查具奏”。

消息當然瞞不住的，陜西的京官和地方上的百姓，動了公憤，一方面具呈都察院，請求代奏：“陜西荒旱，巡撫、藩司厭聞災歉”，一方面在西安幾乎發生暴動。譚鐘麟大起恐慌，下令西安鎮總兵、潼關協副將，調兵三千，將巡撫衙門，團團圍住，一打二更，撫署前後戒嚴，斷絕行人，總算地方紳士出面安撫，不曾激成民變。只是蒲城、韓城等處，奸匪乘機作亂，還殺了兩名官兒，派兵剿捕，方能平定。

事情鬧得很大，但朝廷無意嚴格追究責任，所以等譚鐘麟的復奏到京，才有明發上諭，認為譚鐘麟的復奏，“尚無不合”。梁景先所參蔣凝學各節，既無實據，“毋庸置議”。至於陜西的災情，由戶部撥銀五萬兩，交譚鐘麟核實放賑。

看來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不想惱了張佩綸，看樣子他內有恭王成全，外有左侯支持，要扳是扳他不倒的，只有給他一個難堪出出氣。

於是他上了一道“疆臣復奏，措詞過當，請旨串飭”的折子。結果發了一道上諭，第一段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