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實”與“更慘”敬答謝蔚明先生

拙作《執著為新文化運動辯護》在《隨筆》（2002年第5期）發表後，有累謝先生法眼並不吝賜教（《不明史實亂說一通》，《文匯讀書周報》2002年10月25日），感謝之余僅就基本史實敬向先生請益。

兩個不同的問題

謝先生對拙作的責難可以歸結到一點：沒有肯定通過國民革命建立的國民黨政權統治中國大陸特別是統一全國的功勛。竊以為這個指責表明謝先生沒有弄清拙作的意思。讀過拙作的朋友都應知道，這是一篇訴說人生和學術追求的文章，沒有提出更沒有回答全面評價20世紀中國任何政權的問題。問題是這樣提出的：

20世紀寫的是什麽？70年戰爭和動亂，30年改革。世紀初的改革，揭開了制度轉型的第一頁。三次打擊扭曲和中斷了這一進程。

第一次是清帝國拒絕加快民主進程……

第二次是統治者容不得薄薄的民主外衣，急於披上龍袍，不但自家引火自焚，也開啟了軍人幹政，擁兵自重，扭曲了現代政治制度和法治完善的過程。

第三次更慘，“掛著‘國民革命’的招牌，移植西方非主流文化與俄國專制傳統結合的怪胎，內外專制因素匯合，結出被毛澤東概括為‘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主義’的惡果。從而確立了獨裁專制統治；也點燃了22年內外戰爭的導火索。”

顯然這裏評價三次打擊，是緊緊圍繞“制度轉型”這個基本問題展開的。謝先生如果不同意，可以就國民黨政權在“制度轉型”上的建樹賜教，證明它如何尊重和推進自由、民主、法治和憲政；或者證明它極端愛好和平，與1922年的內外戰爭的爆發毫無關系。謝先生回避了這些，大談統一的功勞（即使談統一也談得難以令人信服），似乎有點文不對題了。

在後學看來，這不過是智者千慮，偶有一失。加上近年已故史家黃仁宇先生的史書很流行，其中有些可疑的論述，不少人也深信不疑了。謝先生已經說明，他的論述的重要依據就是來自黃仁宇著《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黃先生提倡“大歷史觀”，有些地方能發人深省，但運用於20世紀中國已有流於為現狀辯護之嫌。在他筆下，蔣介石不是大獨裁者，所作所為包括亂殺無辜都是合理或可以諒解的。“國民黨和蔣介石制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中共與毛澤東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現今領導人物繼承者的任務則是在上下之間敷設法制性的聯系，使整個系統發揮功效。”45 如此說來，中國社會的高層或低層都沒有面臨徹底改革的任務，與現實的差距實在太遠。不加分析接受這樣的結論，“以史為鑒”的史學反思功能就要喪失殆盡。

“史實”備忘之一：“北伐總司令”及其他

謝先生斷定筆者：“不明史實亂說一通”，後學請教就從史實開始。請恕後學冒犯，先生一開始“講點看法”，便說錯了好多“史實”。為免先生查找的麻煩，僅略舉數例如下：

1.“孫中山……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在廣州就任大總統，列寧派特使來華通過陳獨秀與孫中山見面共商援華大計。”

孫中山“在廣州就任大總統”是1921年5月5日的事，共產國際派來的維經斯基（歷史上沒有什麽“列寧派特使來華”）與孫中山會見是1920年11月在上海的事。歷史事件不是積木，不能隨便搬動。而且準確地說，維經斯基來華的任務也不是與什麽人共商援華大計，而是作為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代表來華推動中國的共產黨的建立。會見孫中山不過是“高興地接受了陳（獨秀）同志的建議”，因為“認識了孫中山，我（維經斯基）就有可能認識陳炯明將軍和就近仔細觀察他的‘神奇的’空想和計劃。”46

2.“孫中山為討伐吳佩孚，在廣東韶關設立大本營，任命李烈均為北伐軍總司令”。

據查，李烈鈞從未做過北伐軍總司令。

3.“後因陳炯明叛變停止北伐。遂決心將戰略中心轉向中國西北，又得到蘇聯的支持。”

關於1922年6月16日的陳炯明部將葉舉驅趕孫中山的事件，即所謂“陳炯明叛變”，當時除國民黨的報刊外，大都另有看法，近年學術研究更有許多新進展。此事說來話長，此處不贅。至於“將戰略中心轉向中國西北”雲雲，不但與這一事件無關，而且是否值得謝先生那麽熱情去肯定，也是大有疑問的。

早在1919年8月，俄共中央政治局已經決定“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沖突，要采取一切可能手段來加劇這種沖突”。“必須積極幫助朝鮮人和中國人建立遊擊隊組織。”但俄國自己則“必須防止同日本發生沖突”。47 1920年俄共又考慮“擬把新疆省作為駐紮蘇俄軍隊和華南軍隊的集中地點……駐紮在俄羅斯中部的中國軍隊（指在俄國的華人組成的紅軍-引者）已同南方首領孫逸仙舉行了軍隊合並的談判，前者表示完全同意同南方配合行動”。孫中山為此派出的代表已經到達俄羅斯。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