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思想轉變的當代啟示答《深圳商報》記者夏和順

今年3月19日是康有為誕辰150周年紀念日。康有為是戊戌維新的領袖和主要策劃者，也是嶺南近代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3月8日，本報文化廣場記者尋訪了康有為的出生地，以及他在廣東求知治學的主要地點，之後我們來得當今嶺南學術重鎮中山大學，采訪了袁偉時教授。袁教授是中國近代思想史專家，他就戊戌維新的得失、康有為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以及康有為個人品質與戊戌維新失敗之關系等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記者：今年是康有為誕辰150周年，而那場轟轟烈烈的戊戌維新運動也已經過去一百多年。站在今天的立場，應該如何評價康有為在中國近代史特別是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呢？

袁偉時：康有為是戊戌維新運動的領袖，也是中國第一次群眾性啟蒙運動的領袖。中國近代啟蒙運動並非始於康有為，此前，魏源、馮桂芬、郭嵩燾、鄭觀應、王韜等人已經拉開了啟蒙運動的序幕。他們的思想並不亞於康有為，只不過他們對西方思想文化的傳播還停留在士大夫範圍，沒有造成廣泛的群眾影響。

記者：為什麽康有為能把維新運動推向更廣泛的群眾層面？其契機又是什麽？

袁偉時：其契機就是甲午戰敗。1894年爆發的那場中日戰爭，以清政府的慘敗而告終。以中央帝國之尊竟然敗給一個“蕞爾小國”，這就引起了當時有識之士的深入思考：中國所謂的同治中興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幾乎同時，為什麽明治維新成功了，而我們的所謂中興卻走向了沒落？這個問題朝廷也在思考，關於要不要學西方借法自強，清政府內部整整爭論了30年，到這個時候，他們也有了較明確的思路。1895年，光緒帝更是在一道聖諭中稱：“今日即孔孟復生，舍富強外亦無治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強之術。”

在這種背景下，康有為等人通過給皇帝上書請求變法、成立強學會、辦《時務報》等方式，終於把啟蒙維新運動推廣到群眾層面。

記者：康有為本是嶺南一傳統知識分子，他幼承家學，所受的都是傳統文化的教育。他後來主張學習西方，變法自強，成為戊戌維新運動的主帥。他的思想是何時開始轉變？

袁偉時：我認為這個轉變始於甲午戰爭以後，即1895年以後。這個時期，他的兩篇上皇帝書，觀點鮮明；他的《孔子改制考》中的孔子，是披著儒家外衣，鼓吹西學、鼓吹眾生平等的傳道者；特別是他的“萬身公法”書籍包括三部書其中的《實理公法全書》，旗幟鮮明地反對三綱和其他宗法專制思想，提倡科學，要求實現自由、平等、民主，可以視為19世紀傑出的啟蒙運動綱領。

康有為在自編年譜中，將《實理公法全書》的寫作時間提早到1886年，他這個人有將自己作品寫作時間提前的偏好，我們一定要認真分析考證。我認為此書的寫作時間不早於1897年，不遲於1902年，最有可能是在1897或1898年。因為19世紀80年代的康有為思想根本沒有達到這種境界。

據梁啟超介紹，1889年，康有為受廖平影響，才從古文經學轉為今文經學，專治公羊之學。1880年，康有為第一次遊香港，大開眼界，1882年，康有為第一次進京會試，回歸時途經上海，“大購西書”。但那個時候，他的著作中只能見到一些現代思想的萌芽。這一點還可以從《新學偽經考》中可見，這部書寫於1891年，但其結論從學術史上經不起推敲，從政治上又容易引起分裂，做的工作很不紮實。所以說，甲午戰爭前的康有為，不是先進的思想家。

記者：那麽康有為的思想又是怎樣轉變的呢？

袁偉時：前面說到，康有為遊香港，經上海，買了不少介紹西方思想的書籍，他正是受這些書籍的影響，才逐漸開始思想轉變的。啟蒙運動的先驅者魏源著有《海國圖志》、鄭觀應著有《盛世危言》，也給康有為以很大啟發。還有，當時新興的報刊也開始大量介紹西方思想，如王韜主辦的《循環日報》、傳教士林樂知主辦的《萬國公報》等等。特別是《萬國公報》，主張“中國必須變法，但變法須不存畛域之見，由洋人為導師，走西方的道路”，給康有為以極大的啟示。

記者：戊戌維新是以啟蒙思想為核心的變法自強運動，這在當時順應時代潮流，又順應了民意，為什麽最終卻以失敗告終呢？

袁偉時：戊戌維新運動的失敗從根本上來說是當時的體制造成的，但作為這次運動的領袖，康有為本人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首先，康有為等人在戊戌變法中抓不住關鍵，搞形式主義的一套，帶來很多副作用。比如主張改服飾、剪辮子，最容易觸動民族感情，引起朝廷反感。其次，康有為一介書生，實際政治經驗嚴重不足，動輒斥責別人反對改革，在變法過程中樹立對立面太多，這也是導致變法失敗的一個原因。再次，妄想利用袁世凱的力量搞政變，這很糟糕，是導致變法失敗的直接原因。另外，他利用民族主義的情緒，主張遷都、打仗，都不利於變法的推進。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假傳聖旨，引起了廣泛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