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留給中國的啟示

兔年新春，本報記者采訪了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的袁偉時教授。

記：又是世紀末，回望百年前的1899，您有什麽感想？

袁：新世紀應從2001年開始，把1999年看作 19或20世紀的終結，也許體現了人們期盼跨入新時代的急切心情，應該理解和歡迎。

1899年的大清帝國，處在邁向大改革還是滑進大災難的十字路口上。歷史的行程以義和團和八國聯軍入侵這樣的大災難、大屈辱為19世紀中國的壓軸戲；又以10年的改革奏響20世紀悲壯歷程的第一章。上一年的和平改革演變為流血悲劇，非要經過又一場大災難才走上改革之路，這裏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

記：1899年承先啟後，似乎不是毫無作為。

袁：鴉片戰爭後大約10年左右必有一次大規模的外敵入侵或內戰，一次又一次與外敵較量，結局都是喪權辱國；終於在甲午戰爭後令朝野上下認識到“今日即孔孟復生，舍富強外亦無治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強之術”。

戊戌政變殺了一批維新派後，確實並非一切復舊，這在經濟領域特別明顯。

例如，主動開放南寧、秦皇島等口岸；在重要省區建立商務局，保護和支持私商；修鐵路、開礦等等都在繼續；相應地新辦了一批直接為工商發展服務的技術學堂；還派遣了一些留學生。可是，在急需大改革的年代，這些作為沒有也不可能遏止大災難的到來，也無法抵消朝廷的倒行逆施帶來的惡劣後果。

記：說得寬一點，從1899年回溯至1840年，留給後人的最重要歷史啟示是什麽？

袁：這是所謂“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年代。化解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境，需要冷靜、沉著推行全面系統的改革，隨波逐流和片面的新政，不過是杯水車薪。

說到歷史啟示，我想有三條是最重要的：

第一，狹隘民族主義是最危險的。

清帝國為什麽步履蹣跚？症結在於文化觀念十分奇特和狹隘。從上層統治者到草根小民口口聲聲“嚴華夷之辨”，事事問個姓中還是姓西。“以夷變華”或後來說的“西化”成了大逆不道的罪名。不得不承認洋人的“物質文明”高出一籌了，還固執地認為中華倫理道德——價值觀念舉世無雙，兩個類型的文化各有所長。翻開1899年的歷史文獻，向老佛爺——慈禧打小報告，說某某“離經叛道”的材料俯拾皆是。有的地區的無知小民則熱衷於反“洋教”，蔑視和仇視外來事物。這些都為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點燃了導火索。

現代國家的思想文化應該是多元並存，自由交流。在這種狀態下，民眾才能既分享人類文明的成果，又自由選擇、自由創造，各適其適。專制統治以思想文化認同為重要標志。任何國家向現代轉型都必須走出強制性的文化認同，實現民主、法治的認同。清帝國沒有完成這個歷史任務，這是19世紀中國民窮國弱、戰亂頻仍的重要根源。

順便說說：我十分懷疑和反對“文化侵略”這個概念。列強曾在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侵略中國，有沒有思想文化“侵略”？這要慎重考慮。外人在近代中國辦學、出版書刊，總的說來是有益的文化交流還是“侵略”？傳教是現代社會的常規還是“侵略”？有些傳教士或其他洋人的不法行為，是任何時候都有的個人罪責，還是有全盤計劃和系統實施的侵略陰謀？在系統全面地研究中國近代新聞出版史、教育史、教會史以前，不宜匆促作出結論。有人大叫反“文化殖民”，卻滿口福柯、德裏達……這不是挺有趣嗎？一個落後國家維護國家獨立和尊嚴的最好道路，就是敢於承認落後，勇於打開國門，認真學習先進國家的優秀思想文化。任何時候為思想文化自由交流設置樊籬，其後果只能是誤國誤民。

第二，改革必須全面和及時。

要是說1899年的清政府在經濟領域保留甲午戰敗後逐步推行的改革措施的話，封閉報刊、不準上書、恢復科舉舊制繼續以四書五經取士等措施，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卻是向後倒退了。

惡果立即顯現：慈禧和一些大臣曾經冀圖制止“反洋教”等蠢行，但在彌漫朝野的狹隘民族情緒籠罩下，很不得力，沒有收到應有效果，反而迅速蔓延。加上由於沒有進行必要的政治改革，連達官貴人也沒有可靠的人身權利。大臣以揣摩主子心理的奴才心態代替獨立人格，一些頭腦比較清醒的大臣敢於不同老佛爺保持一致，發表逆耳忠言，立即招來殺身之禍。八國聯軍入侵的大災接踵而至。

大清帝國的最後覆滅，也是由於沒有及時進行政治改革造成的。清末最後十年推行新政，經濟和財政收入每年都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廢科舉，建立新法律體系，推行地方自治，方方面面都有作為。但是，久拖不決的立憲，加上經濟政策失誤（鐵道幹線收歸國有），終於斷送了大清帝國的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