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啟示

我相信科學家的結論：21世紀開始於2001年。不過，這年頭商風淩厲無比，加上世紀雲雲本來是人為的，不必過於認真。都說新世紀始於2000年，編者要我說幾句話，盛情難卻。歷史無法割斷，欲知未來，不妨看看過去。

20世紀中國最大成就和最大的遺留問題之一，似乎首推維護國家主權和統一。有個有趣的現象：這世紀上半葉中國出了很多“賣國賊”，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訐，其中雖然有真有假，必須認真分辨，下半葉卻難得一見。中國人的道德水準不可能一夜飆升，決定性因素之一是經濟。1912—1926年間，中央政府每年財政收支各在4～5億之間，赤字通常是一億多乃至兩億左右。為填補這個大缺口，15年舉內債近8億，外債約10億。那時，幾乎沒有哪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國資助。軍閥自不待言，孫文及其追隨者亦不例外。吃了人家的嘴軟。從清末至民國，他們答應給外國的利權，不知凡幾。共產主義運動升起，亦用過俄國人的錢，這是眾所周知的。到了本世紀下半葉，海峽兩岸的經濟日趨強大，情況就大為改觀。不能輕視個體道德素養在歷史關頭的重要作用；但就整體狀況而言，決定性的是經濟。

1928年，北伐結束，東北易幟，號稱全國統一；其實那是很不鞏固的政治、軍事結合。兵戎相見，屢見不鮮。循序漸進的“聯省自治”運動，被蘇俄支持的“北伐”打斷。其實，它倒比較符合當時政治、經濟發展水平。沒有全國規模的市場經濟體系，多民族的大國不可能牢固統一。1949年以前，有過扭曲的局部的繁榮，遠未達到構築全國市場體系所需的廣度和高度。1949年以後，直到近20年才一波三折地朝這個方向前進。正如哈耶克所說：形成這樣的“自發拓展秩序”的必要條件是自由、一般性規則（法治）、競爭。不幸，朝野上下遲遲才有所認識，而是否充分仍有疑問。

參加WTO所以值得稱許，在於它標志著中國終於朝接受現代社會運行機制的基本框架前進了一大步。不管姓社姓資，離開這個制度框架，現代化和國家的完全統一，就缺少牢固的基礎。中國的現代化為什麽一再受阻？一個重要原因是抗拒現代主流文化，不願老老實實致力於建立現代社會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借口是多方面的。

一是走捷徑。從孫中山的“畢其功於一役”，到後來的“不斷革命”，還有形形色色的“第三條道路”，總是想一舉超越歐美。

二是老想獨辟蹊徑。“國情特別”“中國人不比別人笨”，這些不無一些道理的前提，往往成了出怪招、走歧路的根據。

為此人們通常從兩處尋找智慧：首先是中國傳統文化。它似乎成了專醫古今中外奇難雜症的百寶箱，唯獨不審視它與近代中國步履維艱有什麽關系。另外是西方各種非主流文化。在彼邦，那是有益的探索和批判力量。橘逾淮成枳；到了中國，往往丟掉批判的靈魂，也不考慮它在西方文化中的語境，搖身一變成為來勢洶洶的偏激。於是，美國三流學者的著作搬過來成了民生主義的理論支柱。風行的是：不認真研究現代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理論的全面狀況，或是一股腦視之為資產階級的騙人鬼話，徹底反其道行之而後快；或是專走偏鋒，以堅決否定現代主流文化為己任。

這種奇特的文化景觀與傳統思維方法結合，演出連台好戲。“不為聖賢，便為禽獸”，非此即彼。這是宋明理學留下的奇特的思維方式。你主張吸收現代主流文化嗎？準要罵你是買辦、全盤西化、復辟資本主義，追究你姓社還是姓資！說不定再加上一頂賣國帽子。認識的分歧，提升為政治對立。雖已是昨日的故事，其流風余韻不可低估。

這些現象後面是一個古老大國的沉重包袱。落後了，怎麽辦？要是說19世紀的中國人還為學西方是不是富強的唯一道路爭論得不可開交的話，時至20世紀，完全拒絕學習西方的，幾近絕跡。問題是學什麽和如何學。有的人憂心忡忡，生怕他心目中的中國人的特性化解，衛道心切。有的則熱衷追趕時髦。他們染上現代主流文化恐懼症，病源是古怪的古老大國心態。不過，現實是這樣無情，不建立完整的現代社會運行機制，就無法告別落後，擺脫困境。

什麽是現代主流文化的基本內容？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自由，缺一不可。這些制度和觀念的確立，標志著人們結合方式和社會管理制度的根本變革。這是現代與前現代的分水嶺，而與實行什麽主義無關。

中國人渴望統一。其實，隨著大陸推行市場經濟，兩岸經濟交往日益頻繁，統一進程早已開始。形勢比人強，政治家的作秀，擋不住這個進程。參加WTO　是市場經濟的強大助推器，長遠看無疑將造福所有中國人，促進兩岸融合。不可能萬事大吉。但競爭如此激烈，任何國家和地區要發展，非完善制度環境不可。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澄清吏治、擴大個人自由；而這些又要民主政治為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