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文明的進展與中國的反思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滯留在那裏的著名詩人戴望舒因“對抗皇軍”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壓抑傷痛，穿透黑暗，尋找“永恒的中國”：

“我用殘損的手掌，摸索這廣大的土地：這一角已變成灰燼，那一角只是血和泥……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黏了陰暗……我用殘損的手掌輕撫，像戀人的柔發，嬰孩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運在手掌貼在上面，寄與愛和一切希望……那裏，永恒的中國！”

對詩人說來，他用“殘損的手掌”一再撫摸的黑暗的中國土地是具體的，那個“寄與愛和一切希望”的“永恒的中國”則是朦朧的。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但是空前絕後的世界戰爭，而且是文明與野蠻搏鬥的裏程碑。通過這次戰爭確立的文明原則，把“永恒的中國”的基本輪廓描繪出來了。

“二戰”與人類文明的新水平

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日本、意大利集中體現了人類歷史上野蠻和黑暗的積澱：蔑視人權，踐踏生命，敵視自由，肆意侵略，軍國主義，種族主義，極權主義。為戰勝他們，需要高舉人類文明的大旗，凝聚正義，壓倒邪惡。於是，以《大西洋憲章》《聯合國宣言》和《聯合國憲章》和鞏固“二戰”成果的《世界人權宣言》為標志，總結人類文明的成果和新經驗，提出了一系列人類必須遵守的規則，其中最基本的有三條：

1.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和平解決國際爭端。

2.國家獨立，民族平等。

3.確保人類自由特別是四大自由。

針對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創造的剝奪公民自由，種族優越、種族屠殺和“生存空間”的叫囂，以及實行“意識形態恐怖”，肆意幹涉私人生活和以社會福利為誘餌的新的統治形式，羅斯福總統在1941年1月的《國情咨文》中首次提出：“我們盼望有一個建立在四項人類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論和發表意見的自由……第二是每一個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是不虞匱乏的自由……第四是免受恐懼的自由。”

這四大自由成了激勵各國人民奮起反對法西斯和侵略者的最重要的思想旗幟。《大西洋憲章》把“使全世界所有人類悉有自由生活，無所恐懼，亦不虞匱乏的保證”列為目標。《聯合國憲章》則以“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為基本宗旨之一。《世界人權宣言》更宣布：“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於恐懼和匱乏的世界來臨，已被宣布為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

這三項原則與法西斯極權主義相對立，澄清了他們的蠱惑，拓展了自由的內涵，是人類文明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的標杆，劃分正義與邪惡的基本界線。包括中國在內的被侵略國家的自衛戰爭有了更充實的內容。

中國是這些文件的簽署國，國民黨政府固然承擔了落實這些原則的義務，毛澤東也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宣布：中國要實現“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新華日報》1945年10月8日）。

追尋“永恒的中國”，討論中國歷史的發展，無法拋開人類文明發展的這個新水平。紀念“二戰”和抗戰勝利，離開文明的反思只能得到虛幻的情緒滿足。

強國夢的破滅與現代文明

19世紀，中國人的“自強”夢破滅了。原因安在？把接受現代文明視為離經叛道！

20世紀上半葉，為什麽繼續成為列強爭奪的“勢力範圍”和日本軍國主義者垂涎的第一美食？關鍵在拒絕接受人類現代主流文明。

“二戰”給予中國的榮譽是躋身於“四強”的行列。

1942年元旦，26個國家發表《聯合國共同宣言》，領銜簽署的是號稱“四強”的美、英、蘇、中四國。這是“九一八”和“七七事變”以來，中國軍民堅決抵抗日本侵略者並為之付出巨大代價而贏得的成果和榮譽。環顧當時的世界，能夠抵抗侵略者那麽長的國家屈指可數。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文件簽字，中國人奮鬥多年的廢除這些條約的目標實現了。同年11月22日至26日，美英中三國政府首腦會議在埃及首都開羅舉行。會後發表的《開羅宣言》宣布：“把日本所侵占的中國領土，如東北、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中國人收復失地、維護主權的鬥爭，終於在國際範圍內得到確認。

會談中，羅斯福曾建議戰後由中國為主占領日本，蔣介石不敢答應。美國這個時期的戰略考慮之一是扶植中國取代日本，在戰後成為與美國合作穩定東亞的重要支柱。盡管當年的中國還沒有為擔負這樣的重任做好準備，但是，如果善於自處，強國夢也許已經夢幻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