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中日雙輸的歷史教訓答《經濟觀察家》報記者李翔（第4/7頁）

很簡單的事情就引發強烈的民族情緒。誰要是講日本的好話，這個人就是賣國賊。例如，去年9月18日，日本人到珠海集體買春。其實日本人嫖妓到處都是，什麽時候都有。中國人到海外嫖妓的也很多。你說這是違法的，按照既有的法律和條例處理就是了，沒有必要提高到兩個國家的關系、民族仇恨的高度。說“九一八”這天到中國嫖妓就是蓄意侮辱中國人，其他日子就不是。這種言論太可笑了。修高速鐵路，有人建議引進日本的新幹線技術，招來一片謾罵，不是就科學技術論科學技術，太不理性了。就算是敵人吧，學他的科學技術有什麽錯？何況日本是與我們各方面關系都很密切的鄰邦。

一個封閉的國家是沒有前途的，沒有希望的；不講改革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而中國在這些方面弱點很多。以現在來講，中國和日本比較，中國的開放程度在好多方面也比不上日本。

記：您指的是哪一方面？

袁：總的說來，日本的開放程度要比中國強。

記：但是中國的每年吸引的直接外資投資數額是全球最高的。

袁：日本的確曾經為外資和外國商品進入設置了很多障礙，但近年已有很大改進。有的大學校長是外國人。有些海外商品在日本市場占有率很高。當然，這是近幾年在美國的壓力下，被迫開放的結果。包括馬自達被兼並掉。要是中國一汽什麽的被日本人兼並，豈不是要鬧翻天？

有些東方文化的毛病在日本還在起作用。中國在這方面更為突出。總體來看，日本比中國做得好。

記：您指的毛病是他們的封閉性？

袁：封閉性，講等級。這些是很大很大的毛病。

記：文化的封閉性是以什麽為基礎的？儒家文明講究封閉嗎？

袁：嚴華夷之辨，不準以夷變夏，這是儒家文化的一個基本原則。儒家文化，它形成一種天朝心態，即便是要吸收外來的，也要以我為主。像佛教，被中國化了，成為三綱五常這個基本架構的一個分支。

記：甲午戰爭之後，中國人對日本的情緒是敵視呢，還是有一段黃金時期？比如像李鴻章、梁啟超、康有為，同日本政治家的關系相當好，那時候日本似乎是整個中國的學習對象和好鄰居，希望它來幫助我們。

袁：情況比較復雜。義和團事件以後，日本是中國學習的榜樣，有一個留學日本的高潮，最多的時候有一萬多中國留學生。有一個方面就是幫助中國進行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改革。清政府聘請的是日本法律專家，給中國官員和候補官員開系統的講座，講現代法律知識，並且幫助移植西方的大陸法系，起草刑法，民法、訴訟法等一系列法律，中國的民法、刑法都是在日本法律專家的協助下完成的。此外，幫助興辦各種學堂，很多新式學堂都請了日本教習，最多的時候約有五六百人。有個美國學者專門寫了一部書稱這十年是中日關系史上的“黃金十年”。另外一方面也有被打敗和被掠奪的深仇大恨，不少看見簽訂《馬關條約》的春帆樓後寫的感懷詩都表達了這種情緒。這兩方面同時存在。

記：可是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再到孫中山，他們都把日本作為一個可支持他們的力量。

袁：中國的改革先驅有兩個想法：一是認為日本的改革成功，可以成為中國的榜樣；另一是認為兩國同文同祖。其實國際關系中，講的不是種族文化，而是實實在在的國家利益。孫中山和日本人都講同是東亞和黃種人之類的話，其實這是一個種族和地緣的假象。另外一方面，割讓台灣，巨額賠款，又讓中國人受不了。

情緒很復雜。但相對來講，那個時候是兩國相處比較好的時期。

記：難道那個時候日本政府的思路跟以後日本政府的思路就有很大變化嗎？

袁：1890年以後，日本實行政黨政治。哪一個黨或哪一位政治家組閣，推行的政策會有較大的差別。如果存在一個相對而言的雙方關系比較好的年代，應該是辛亥革命前的十年。到“二十一條”出來，這個好鄰居時代就徹底結束了。

義和團失敗以後的新政，從1901年開始，一直到辛亥革命前都在推進。這十幾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時期，也是政治制度改革有較大推進的時期。經濟發展，從政府的財政收入就可以看出來。從十九世紀一直到義和團運動，那時候中國的一年財政收入大概有8000萬兩。到了辛亥革命前，達到3億兩，這個可都是真金實銀啊。這是一個指標了。另外有幾個大動作，一個是將科舉制度廢除，建立新式教育制度。這種教育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的教育制度為藍本的，日本派了很多教師來幫助中國教學。當然也有英美教師，但是日本的占大多數。例如，1909年，有549位外國教習和教育顧問在中國工作，其中424位是日本人；而19世紀中國新式學堂的外國教習則絕大多數來自西歐、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