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把歷史本來面目寫在紙上答《深圳商報》特約記者湯萬君、魏甫華先生

問：袁老師，從您的簡歷看，您的大學和研究生學的都是經濟學，但是為什麽您後來的研究卻轉向了史學研究和哲學研究？

袁：環境和性格決定命運。1950年，高中畢業，少年多夢。國民黨的專制、腐敗統治推翻了；國家、政府、共產黨在我心目中渾然一體；熱盼為祖國富強出力，順理成章選擇讀經濟，於是，進了中山大學經濟系。1957年從復旦大學研究生班畢業，反右派、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加上“拔白旗，插紅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接連不斷；餓死人了，還要說：“東風壓倒西風”，“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只能跟著上面的調子宣講，不準越雷池半步；而且最基本的經濟數據都成了機密，客觀的學術研究成了不可能的奢望。可是，長期養成的對任何事物都要獨立思考的個性，絕對無法容忍人雲亦雲的安排。環境與性格無法協調。於是，我就轉向歷史研究了。後來的遭遇證明，其實史學領域自由空間也很窄。順便說說，盡管我在哲學系工作，但沒有做過純哲學研究。

歷史在哪裏扭曲，就要在哪裏突破

問：可能大家對您印象最深的第一本著作就是《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和人物》，這本書影響很大。對我們有強烈震撼的是，您首先從史料和方法論的角度，對我們以往歷史認識的顛覆。

袁：這部拙作的遭遇，也從一個側面記錄了社會文化的變遷。書在1991年就寫完了，到處尋找出版社，一再碰壁。深圳畢竟是特區，思想開放一些，海天出版社順利放行。十多年來，讀者通過各種方式表達他們的理解和支持，使我深受感動。但另一方面，風風雨雨，故事不少。沒有想到今年形勢大變，有的文章發表後，各地報刊紛紛轉載；甚至有些多年前的文章，也被編輯挖出來重新發表。這部書增訂新版易名為：《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改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近日就要上市了。在這部書中，我追尋從中世紀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視角，重新審視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基本的信念是“講真話，講自己的話”；必然的選擇是用史料說話。不是我有多麽高明，而是人們對連篇累牘的假話和套話十分膩煩，有機會聽到真話，覺得新鮮、驚奇。

問：但實際上您的第一本著作是《中國現代哲學史稿》，在這本書裏，已經有了您對歷史史料進行分析的方法論框架。但是為什麽您只寫了上卷就沒有再往下寫了呢？

袁：《中國現代哲學史稿》在方法論上有幾個特點：（1）把1840年至1949年的思想文化變遷看做是一個整體，不強分為近代、現代。（2）以是否“有助於中國的民主、獨立、富強和社會進步”作為判斷一切理論是非的標準。（3）改變哲學史就是闡釋哲學家個人的理論的傳統，從思潮變遷的角度去論述。（4）嚴格區分歷史人物思想發展的階段性。（5）申明“我只把我看到的歷史本來面目寫在紙上”。在20世紀80　年代初的中國大陸，堅持這些當然是有感而發。我後來的研究在方法論上是與之一脈相承的。

《中國現代哲學史稿》（上卷）66萬字，從19世紀60年代寫到1927年，1985年交給出版社後（1987年才印出），按理應該接著往下寫，可是，1927年至1949年間，那些不能不涉及的人物和思潮容許我自由評說嗎？命運注定我們這一代冀圖說點自己的話的人，只能在縫隙中尋求話語空間！避之為上，只好掉頭寫晚清。

問：民族國家的歷史與命運，可以說一直糾纏著您的整個思考，或者說，是現實而不是學術，首先決定了您那一輩學者的思想底色。

袁：我同意這樣的觀點：在某種意義上，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思想史。我們那一代其實分化得很厲害。不管是無可奈何還是心甘情願，大都成了馴服工具。反抗這樣的命運的人很少。就我個人來說，九一八那一年出生，八年抗戰和三年內戰中長大成人；加上生活在不愁衣食的家庭，從小就養成買書、讀書的習慣；生活和書本催促我思考，關懷祖國命運是順理成章的。

問：讓我們回到您的具體研究上來。您的研究可以分為幾個階段，一個階段是對晚清歷史人物進行翻案，例如曾國藩、李鴻章等。我們經過剛才的歷史方法論的討論後再來思考您的具體研究個案。

袁：其實，我關注的不是為某一歷史人物翻案。歷史在哪裏扭曲，就要在哪裏突破。談曾國藩、李鴻章，不過是為敢於邁出改革、開放第一步的愛國者辯護。“外需和戎，內需變法”，同洋人打交道，不要在無關痛癢的小事上糾纏，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改革和發展自己，這是曾、李等人在19世紀70年代提出的救國綱領。這些主張被漠視，不但是先驅者的不幸，更是中國的不幸。直至20世紀還在他們的頭上扣上“賣國”的屎盆，與歷史的真實相距太遠了。意識形態歪曲歷史。這樣的案不翻行嗎？洪秀全那一套主張和實踐，明明禍國殃民，卻說是革命英雄！一批外國傳教士為中國的文化教育的發展和推動中國改革殫精竭慮，卻被汙蔑為“帝國主義分子”！如此等等，能不說話嗎？可是，歷史問題只能憑史料說話，不管多大的義憤都無濟於事，面對不學有術的辯論對手更是如此。拙著特別注重史料的風格就是在這樣的特定的語境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