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回眺近代中國

由日本《讀賣新聞》社編纂出版的《檢證戰爭責任》中文版近日由新華出版社出版了。讀到這條新聞，如釋重負，為終於看到這一天而喜不自勝！《讀賣新聞》是日本和世界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日發行一千多萬份），以保守出名。200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60周年之際，它毅然成立戰爭責任檢證委員會，將調查結果在該報連載一年，並集結成這部反思日本侵略罪行的書。這標志著戰後肇始於少數左翼學者的日本國內清算戰爭罪行的學術研究，由涓涓細流匯聚為勢不可擋的洪流。日本的思想文化是多元的，右翼的歷史觀不會消失；但有了這個轉折，假以時日，多數日本人對19、20世紀本國侵略罪行的認識必然越來越清醒。

任何國家的歷史都是文明與野蠻交織、光明與黑暗並陳的。反思、揭露自身的汙穢既是自信和智慧對愚昧的征戰，又是前進的動力。同日本不同，1840—1945年間的中國是列強蹂躪的對象。可是，為什麽偏偏是中國成了任人宰割的俎上肉？大清帝國和民國的統治者處理對外關系有沒有過錯？反思慈禧老佛爺和民國時期的統治者處理對外關系的成就、過失乃至罪過，與離經叛道不搭界。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史學家應該有勇氣揭示真相，從自身尋找創傷的根源。

中國最少從明代開始已經落後於時代發展水平，或者說不再是文明發展的領先者。1405年鄭和初次下西洋沒有成為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開端，就是社會機制存在自我更新能力不足的表征。與當年西歐各國以重商主義為國策相反，明清兩代奉行的主要是閉關鎖國的政策，從事沿海和海外貿易的商人和居民被視為刁民，受到嚴格限制乃至打擊。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其實，這些所謂萌芽——大商人和大工場先秦時期就有了）根本無法壯大成為支撐從宗法專制、自然經濟社會轉型為工商社會的推動器。

鴉片戰爭是屈辱的開端。請看一段戰爭前夕經過林則徐審閱的官方文件吧：

“洋奸（用今日習慣用語來說則是“漢奸”）名目，人所共聞，其在官者為洋商（從事對外貿易的中國商人），為通事（翻譯），為買辦，為引水；其在私者為馬占（左邊有：口；merchant十三行外從事中西貿易的商人或掮客），為沙文（servant仆人），此外慕羶逐臭之徒更不可枚舉。”147

如此界定“洋奸”，不是林則徐的發明，而是當時官方的共識。其實他們都是中國最為缺乏的對外貿易的中堅。把他們視為必須嚴密監控的敵對分子，等於打斷了撬動社會轉型的一支強大杠杆。

19世紀的朝鮮是大清帝國的藩屬。歷史上形成的兩者的關系與列強對殖民地的盤剝關系是不可同日而語。這個世紀下半葉的朝鮮是中、日、俄、英四大國的博弈場。1882、1884、1894年中國曾三度進軍朝鮮，導火索都是他們內部的不同派別的政治紛爭，背後則是不懷好意的日本。回首話當年，愚意以為我們應該有勇氣跳出民族主義的局限，仔細考慮來自別的國家（比如韓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多視角觀察19世紀的中朝關系，大清帝國政府有幾條看來是處置不當的：

1.打擊了朝鮮內部的革新勢力。

1882、1884中國兩次派兵入朝，支持的都是他們內部的保守勢力，而打擊了冀圖革新的開化派。韓國學者的主流意見認為，樸珪壽、金玉均等開化派領導人“是把脫離清朝，建立完全獨立的國家作為方向的”。他們發動的三日政變“是具有資產階級政治運動性質的一個初期的政變”。148 早在1905年，中國民主革命的重要領袖宋教仁已經贊譽金玉均為“東亞之英雄”。149 在我們的教科書上習慣稱為“東學黨之亂”的甲午變亂，在韓國史學界“並不只把它視為東學教徒的‘叛亂’，而把它理解為東學教團領導下的、農民大眾參加的戰爭或革命，或把它理解為與東學集團幾乎沒有關系的、由農民主導而爆發的農民戰爭”。150

2.昧於形勢，在力量對比懸殊的狀況下，引火燒身，觸發了甲午戰爭，帶來巨大屈辱和罕見的損失。

3.沒有調整過時的思維，不恰當地介入了藩屬國的內政。

用著名思想家何啟、胡禮垣的話來說是：“力難自顧，而又兼欲顧人，”151 結果割地賠款，把大清帝國的主權、尊嚴和百姓的安寧都搭上去了！當時朝野上下民族主義的糊塗油蒙住了心竅，一心維護早已過時的宗主國與藩屬的關系，喊打的聲音響徹四方，比較清醒的李鴻章則被目為“漢奸”！

政治和外交總是有鬥爭，也有妥協。極端無知之輩則只認得一個鬥字，只顧宣泄情緒，把國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放到腦後。不幸，19世紀以降，此類蠢人並不少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