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3/4頁）

第一次利用這個機會說“不”的是波羅的海國家和烏克蘭西部，這部分國家於1939年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又稱《莫洛托夫——裏賓特洛甫條約》，是1939年8月23日蘇聯與納粹德國在莫斯科簽訂的一份秘密協議。蘇方代表為莫洛托夫，德方代表為裏賓特洛甫。該條約劃分了蘇德雙方在東歐地區的勢力範圍。）時被蘇聯強行並入。接下來是俄羅斯和烏克蘭東部，烏克蘭東部在二戰前就被歸入蘇聯。波羅的海國家、格魯吉亞及亞美尼亞的新當選的領導人在努力爭取獨立。其他的共和國中，資深精英掌控著權力。但是隨著戈爾巴喬夫收回中央對地方領導的支持並任由民主選舉決定其政治生命時，這些政治家們也開始與新興的民主力量打交道了。事態的發展最終導致蘇聯的解體以及15個共和國相互劃清了界線。[6]

我的敘述集中於改變蘇聯命運和世界面貌的最關鍵的5個月裏（1991年7月末到1991年12月末）所做的重要決策。7月末在布什到訪莫斯科與戈爾巴喬夫簽訂具有歷史意義的削減武器條約之前，這位時任的蘇聯總統與葉利欽簽署了一項關於蘇聯改革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協議。正是這一協議引發了8月份的政變。到當年12月末，戈爾巴喬夫辭去總統一職標志著蘇聯徹底解體。許多學術或非學術的作者都曾寫過蘇聯解體的歷史，但他們卻忽略了從8月政變發生到12月戈爾巴喬夫辭職這一關鍵時期。一些作者或有意識地或含蓄地認同，8月政變之後蘇共的瓦解就意味著蘇聯解體。這是一個錯誤假設。正如我在書中指出的，8月的政變後，蘇聯共產黨已經是人心渙散，難以為繼了。但政變後蘇聯雖然元氣大傷，卻還繼續存在了4個月。因此，這段時間就是本書要分析的時期——從1991年秋季到初冬，它決定了各成員國的走向以及核武器問題的發展。[7]

史蒂芬·科特金（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學教授。）對蘇聯解體及共產主義在東歐終結的研究非常深刻，他關注的是“不文明團體”，即把控蘇聯國內外政治、最終又決定背棄共產主義的共產黨精英們。他論述道，蘇聯就像其之前的羅曼諾夫帝國，是自上而下崩潰的；不論是中央或是地方，蘇聯解體的發起者與推動者都是精英。的確，街道上沒有憤怒的人群要求蘇聯解體。前超級大國的解體出奇地平靜，尤其是擁有核武器的4個國家——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以及哈薩克斯坦——在蘇聯解體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最終蘇聯的命運是由高層領導人決定，是東西方主要領袖政治博弈的結果。這是一場勇氣與外交技能的較量，賭注很大，它不僅涉及政治，有時甚至關乎參與者的身家性命。[8]

處於1991年一系列事件中心的那些人，我認為他們與蘇聯極富戲劇性地卻又平靜地解體有很大關系。我的敘述就像1991年後的世界一樣並不是單極的，也不是兩極的，就像冷戰時期的世界一樣，卻是多極的，就像世界歷史大多數時間呈現出的狀態或是將來可能形成的狀態一樣（因為中國的崛起及美國各種政治和經濟問題的湧現）。我不僅記錄了華盛頓和莫斯科方面做出的決定，而且還記錄了基輔、阿拉木圖（曾叫阿瑪阿塔，1953年更名）及其他將要獨立的共和國做出的決定。可以這麽說，作為本書主人公的4位政治領袖對蘇聯所發生的一切，以及之後蘇聯的解體乃至全世界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我通過敘述美國總統喬治·布什的一系列行為，分析其動機。我認為這位謙虛謹慎的西方領導人一直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予以支持，並堅決主張維護核武器安全，正是他的這一做法延長了蘇聯的存在並且確保了它的和平瓦解。鮑裏斯·葉利欽是一位粗野且桀驁不馴的俄羅斯領導人，他幾乎單槍匹馬地挫敗了政變，隨後面臨著一個搖搖欲墜的帝國，他拒絕采納塞爾維亞總統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的拯救方式，也沒有更改俄羅斯原有的邊界。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是一位世故精明的烏克蘭領導人，他對烏克蘭獨立的堅持導致了蘇聯的解體。最後一個就是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他是事件的中心人物，在所有事件中，他可以得到最多，也可以失去最多。最終，他失去了所有——名譽、權力和國家。戈爾巴喬夫的人生是一段傳奇，也是我敘述的中心。他把自己的國家從以往的統治中拯救出來，向世界開放，引進民主制度，籌劃經濟改革，最終他改變了他的家園及周遭世界，但這個世界卻沒有他的位置了。

我主要的論點是：蘇聯的命運是在其存續期的最後4個月中決定的。這4個月指從1991年8月19日發動政變到1991年12月21日蘇聯領導人在阿拉木圖召開會議時為止。我要論述的是，決定世界最後一個帝國命運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美國的政策，也不是蘇聯中央與俄羅斯的矛盾（以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矛盾為代表），也不是蘇聯與其他加盟共和國間緊張的關系，而是蘇聯內部兩個最大的共和國——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關系。正是因為俄羅斯與烏克蘭的精英不願意在一個國家的框架下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才最終導致了蘇聯的終結。